三、創辦中共中央直屬的香港華潤公司

肩負中共中央重托的錢之光，在緊張而又穩妥地完成出口經營機構(中華貿易總公司)組建，落實東北解放區出口貨源，打通“大連一香港”雙向海運管道，派幹練人員先期赴港加強“聯和行”，張羅赴港創辦大型貿易企業所需巨額資金以及各類人才等一應准備工作後，終於在1948年8月初登輪啟程南下。而錢之光本人，也在此時進行了角色轉換:從長期奮鬥在政治戰線，成功地與國民黨當局周旋了整整十年的“八路軍辦事處處長”;、“中共代表團辦公廳主任”轉換成活躍在香港商界、“長袖善舞”的紅色大商人；並由此開始了他在經濟工作領導崗位取得輝煌成就的後半生。

1948年8月的一天，錢之光一行(隨行的有祝華、徐德明和翻譯陳興華等)從大連經丹東到朝鮮平壤。在平壤會見了中共駐朝鮮辦事處的負責人朱理治，並同蘇聯辦事機構辦理了租船手續。然後到羅津乘租用的蘇聯輪船“波爾塔瓦”號赴港。航程漫長，並隨時可能遇到國民黨軍艦。為了應付意外情況，他們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改了稱呼和姓名，並准備必要時裝扮成船上的海員。船上裝的是大豆、皮毛、豬鬃等出口貨物，還帶了一筆黃金，准備到香港換成港幣做生意。航行中，他們曾遇到國民黨海空軍的監視；因為掛有蘇聯旗幟，對方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但氣氛是緊張的。過台灣海峽時，還遇到了強大的龍卷風。船的正前方忽然升起了擎天水柱，海水激烈地旋轉著往上升。幸好這股龍卷風離“波爾塔瓦”號還遠，同時船長有經驗，及時將船隻改變了航向，避開了龍卷風的襲擊。

旅途的風險終於過去了。波爾塔瓦號駛進香港時，正是大白天。海面上輪船很多，船上飄著不同國籍的旗幟。香港當局的緝私快艇在來回穿梭。為了避免引起注意，錢之光改扮成船上的鍋爐工，臉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即使熟人見了也很難認識。等海關人員上船檢查後，他才洗了澡，換了西裝。

終于安全地到了香港。這裏，將是錢之光一行開展工作的新陣地。

船到香港時，蘇聯方面派人乘汽艇到船上來接頭。他們在香港設有辦事機構，與船上有通訊聯絡，事前知道“波爾塔瓦”號到達的時間。蘇方聯絡處通知了“聯和行”，袁超俊、劉恕一起來接。

錢之光一行從大連帶到香港的黃金，都用特製的馬甲裝著。這些馬甲都是大連“中華貿易總公司”的同志們縫制的；樣子像背心，上面有許多裝金條的口袋。每件馬甲可裝20至40條黃金，每條黃金重10英兩(盎司)。

“波爾塔瓦”號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海面上。上岸後，錢之光一行先到“聯和行”商量卸貨事宜和佈置今後的任務；接著就與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聯系，一起商量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問題。

錢之光到港後，先是住在港島銅鑼灣希雲街27號。劉恕、魯映夫婦和先期已到港的郭裏怡也住這裏。袁超俊、鐘可玉夫婦另住一處。楊琳夫婦住在九龍。後來搬到了成和道一幢臨街樓房。

這裏補述一下“聯和行”的歷史。早在1938年錢之光擔任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處長時，根據周恩來、陳雲的富於遠見的指示，選派楊琳(楊廉安，原名秦邦禮，博古之弟)攜帶8根金條去香港建立了一個經濟聯絡點。這個聯絡點的公開名義就是“聯和行”。

“聯和行”當時的任務主要是:在香港采購陝甘寧邊區急需的西藥、馬達、汽車配件、電訊設備等物資；接運華僑捐助給中共地區用於抗日戰爭的物資、款項(經廣九、粵漢鐵路運送武漢)；保持與在港的廖承志以及以粵華茶葉公司為掩護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聯絡。“聯和行”(Liow&Co.)原來規模很小，開設在港島銅鑼灣的一條小街上(希雲街27號)。一個七八平米的小閣樓，僅有兩三萬港元資本金。公開業務是經營南北雜貨，實質上是秘密采購中共地區急需的物資。經過楊琳多年的努力，“聯和行”到1947年時已有一定基礎。特別是1947年4月間袁超俊、鐘可玉夫婦(由周恩來指派)從上海調到香港與“聯和行”工作班子匯合，以及隨後錢之光從煙台派劉恕、魯映夫婦去香港與“聯和行”工作班子匯合，再加上多次派王華生運送解放區出口物資去港開展“大連一香港”進出口貿易後，“聯和行”更是有所發展，已成為有20多名員工的正規外貿公司。這樣，就為錢之光在香港開辟經濟事業、創辦大型貿易公司，打下了良好基礎。

錢之光奉中共中央之命赴港主持海外經營、發展經濟事業，到港不久就以“聯和行”為基礎，籌組了一個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大公司－－華潤公司。

正當錢之光緊張地籌建新公司之際，黨中央又交辦一項對外談判的任務。周恩來於1947年9月25日就同英國商談貿易事，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電方方、喬冠華、錢之光，由錢之光在港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的名義同英國方面進行非正式接觸。方針是:“贊成與英國進行商業往來，地區目前以華北(渤海及山東沿岸)為限，債務亦可商談；若對方確有通商誠意，可約進入華北解放區與華北政府直接談判”。錢之光隨即本著中共中央這個指示精神，與英方進行了非正式接觸，向英方傳達了中共當局對發展中英經貿關系的肯定態度和建議。這是新中國建國前，與英方就建立經濟貿易關系進行談判的初次接觸。後來中英關系的實際進程証明，由這次初步接觸開始的中英經貿關系談判是有成果的。

錢之光一到香港，就迅速、具體地與中共香港工委商量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的一應事宜，又安排時間與英方就經貿關系問題進行非正式接觸；與此同時，籌建新公司的一應准備工作也開展起來了。

在香港以民間方式登記注冊一家實質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直屬的大企業，用個什麼名稱為好呢？錢之光對這個問題很是作了一番推敲，並胸有成竹。但按照錢的一貫作風，仍是走群眾路線，集體商量。他在寓所裏把公司“一班人”找在一起，商量給新公司取個名字。首先提出:這個公司名稱“既要有意義，又不能太暴露”。接著講了自己的考慮:定名“華潤公司”。並解釋說:“華是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潤是毛潤之(毛澤東的別號)的潤，代表我們党。就是說，這個機構是我們黨設的貿易公司。”大家都說這個名字好，就這樣定了下來。

還應該提及:當年由楊琳夫人黃美嫻翻譯的華潤公司英文名稱CHINARESOURCESCO. (簡稱CRC)也譯得很有水準，沿用至今。

錢之光創辦華潤公司，在人事安排方面真正做到了“五湖四海”。錢根據自己的職權範圍，首先安排由楊琳任總經理。後來中共中央決定由錢之光任董事長。由於錢之光那時在香港不能公開身份，改姓簡，大家都稱他為簡老闆。由於公司業務迅速開展，“簡老闆”每天都要到公司上班。公司各重要部門的人事安排為:袁超俊任華潤公司業務部主任，副主任是高士融、王兆勛。劉恕任會計主任，還要負責將黃金分批運往華東黨組織在香港開設的“寶生錢莊”改鑄成香港地區統一規格的金條，然後換成港幣用於采購解放區急需物資。總支(中央組織部、城工部“海外特別支部”)由袁超俊、林其英負責；袁超俊並兼管“華潤電台”。李應吉、吳震、徐景秋、郭裏怡、鐘可玉、魯映、鄭育眉、毛修穎、錢生浩、唐淑琴、黃美嫻、潘夏山、於凡等均為“華潤公司”創建時的工作人員。郭裏怡負責密碼電報譯電；鐘可玉、魯映擔任“交通”。祝華、王華生、徐德明等是大連“中華貿易總公司”工作人員，也參與了“華潤公司”的創建工作。

華潤公司早期的發展過程，處處顯示出錢之光辦經濟事業的魄力和求實作風。

1.1948年12月18日，華潤公司完成注冊手續正式成立。注冊資金為500萬港元。這在上世紀40年代的香港商界，可稱是一項巨額資本金。按當時港元與美元的比價匡算，約為90萬美元。這筆注冊資金，不僅數額相當巨大，而且資本金是基本到位的，這樣就為公司做大筆進出口生意創造了資金條件。

據郭裏怡回憶:先後從煙台、大連帶到香港的金條，由於數量很大，根本沒法在銀行開保險箱儲存，再則還需要高度保密，因此在會計登記造冊後，都保存在錢之光寓所比較隱蔽、安全的機要室的櫥櫃裏。金條分量很重，後來連櫥櫃都壓壞了。有一個時期，我一方面得負責與中共中央(由童小鵬的辦公室歸口)電報往來譯電工作，一方面還得高度機警地看守黨的這個金庫。

1949年3月，周恩來、任弼時指示在香港的劉曉、錢之光:將“廣大華行”(由盧緒章於1933年在上海創辦。1937年後成為中共在國統區的秘密經濟組織。1940年起在重慶納入南方局系統，接受周恩來單線領導。1948年南移香港，發展到相當可觀的規模。十餘年間積極為黨籌措經費，貢獻很大。)與華潤公司合併，廣大華行向華潤公司注資500萬港元。合併後的公司由錢之光統一領導。華潤公司因而進一步增強了資金實力。

2.由於資金實力雄厚並經營有方，再則具有地理優勢，華潤公司成立後迅速做起了進出口大生意。特別是與大連中華貿易總公司南北呼應，聯手從大連整船運來大豆、豬鬃、皮毛等土特產在香港銷售，以及在香港市場開展巨額采購活動，使華潤迅速成長為當時香港有關商品市場舉足輕重的貿易大戶。

華潤公司創立後一年多(1950)，就已有足夠資金實力和貨源組織能力，向老牌英商怡和公司出售大批量的大豆，從埃及、巴基斯坦進口棉花，從泰國進口大米，從新加坡、馬來亞等東南亞國家進口橡膠。並在1950這一年，使公司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5，000萬美元。1950年整個香港的進出口總額也不過13億美元左右，華潤公司在其中所占份額達到4％左右。

3.為解決“香港一大連”雙向貿易往來的貨物海運問題，錢之光從一開始就採取了租用整艘外輪運貨的方式。先後租用了“波爾塔瓦號”、“阿爾丹號”。後來還租用過一艘掛挪威旗的貨輪。這樣的大手筆，即使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十裏洋場”的上海一些“進出口洋行”，也是很難做到的。

租船不如買船。華潤公司創辦不久，為加強與東北、華北解放區的貨物貿易並節省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