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支持吳經國競逐國際奧委會主席來強化國際活動的「中華臺北」模式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定於今年九月初在阿根廷集會，主要任務之一是選舉下任主席。可能競逐的人選已浮上臺面，國際體壇傳出可能角逐下任主席的熱門人選包括：國際奧會副主席、德國籍的巴哈；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中國臺灣地區的吳經國；國際奧委會財務委員會及稽核委員會主席、波多黎各籍的卡利昂）；及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新加坡籍的黃思綿等。目前身兼國際拳擊總會會長的吳經國，已被國際體育網路媒體《運動內幕》認為是可能競逐者中的「黑馬」。
吳經國於一九八八年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曾擔任過國際奧委會所屬九個委員會（國際奧林匹克學院委員會、文化委員會、一九九八年日本長野冬季奧運協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郵幣珍藏品委員會、奧運會改革委員會、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協調委員會、二零一六年奧運城市申辦評估委員會、二零一六年裏約熱內盧奧運協調委員會）的委員職務。二零一二年吳經國「更上層樓」，在秘密投票中擊敗對手，成為國際奧委會決策機構執委會成員，是第一個出任這項要職的中國臺灣地區體育界人士。吳經國也致力於搜集及保存奧運會精彩珍藏，在廈門及天津分別成立奧林匹克博物館，並獲得國際奧會的認證，讓這些珍藏品得以展現給世人共賞，以傳承奧林匹克文化及奧林匹克精神。另外，他也在天津成立已過世的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紀念館。這些豐富的經歷、對奧林匹克運動與奧運文化的長期奉獻，使吳經國在國際體壇累積豐沛的人脈。隨著奧會主席選舉日期逼近，吳經國聲勢日益看漲，國際體壇人士勸進聲不斷。
由於中國奧委會在國際奧委會中的較佳形象，及中國奧運代表團在最近幾屆奧運中所獲成績為國際社會及體壇所觸目，相信對於國際奧委會主席的選舉，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只要中國奧委會樂意支持並為他造勢及拉票，相信吳經國當選的機率將會甚高。尤其是在國際奧委會過去的八屆主席，沒有一位是亞洲籍，而近年國際體育及經濟、政治的中心已經從歐美轉移至亞洲的情況下。因此，倘是中國奧委會沒有推出自己人參選，就適宜全力支持自認為是「中國人」，因而也是「自己人」的吳經 國 先生，並運用中國體壇的影響力為他造勢拉票，以達成國際奧委會的首位中國人主席，在此領域上結束「零的記錄」，並也是「肥水不流別人田」。當然，更是為了具體落實「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有關「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興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的表述，讓台灣同胞充分享受作為中國人的尊嚴，並增強台灣同胞作為中國人的榮耀感。
支持吳經國競逐國際奧委會主席，可以強化台灣地區參與國際活動的「中華臺北」模式」。實際上，「奧委會模式」是解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示範模式，協助吳經國競逐國際奧委會主席，有助於強化這一模式，並作為具體落實「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有關「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興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表述的主要範式。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國際奧委會正式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奧委會中的權利，「中華民國奧委會」則改名為「中華奧委會」，其所派出參加奧運比賽的代表團也改名為「中華臺北」，並該用不帶「兩個中國」意涵的隊旗、隊徽、隊歌。這是北京最樂於見到，臺北雖然並不完全滿意，但卻也可接受的辦法。倘是吳經國出任主席，等於是再次為這一模式「背書」，並強化這一模式的範例性，而且對於消除島內部份政客及民眾對「奧運模式」的不滿情緒，也有好處。
四、以「國際活動空間」換取及促成政治對話
正如前述，「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所開列的五項任務，已完成或正在進行三項：恢復兩會談判；簽署兩岸經濟機制協議；建立國共交流機制。還剩下兩項，就是進行政治談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議；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都是屬於政治範疇的議題。而按照「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表述，「國際活動空間」必須以「協商」為前提，這本身就是政治談判。因此，可以以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第四點「促進協商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來換取並促成台灣共同推動第二點「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 」，這是既滿足馬英九關於參與國際活動的強烈願望，又可破解馬英九不願推動政治對話的問題。
為了促進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安全機制，可以分階段循序漸進。可以比照《國統綱領》的三個進程階段，將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安全機制也分三個階段進行。首先是「近程階段」，其內容是‘互通善意，存異求同」，目前的兩岸民間對話就可說是其「起步禮」，透過此方式逐步釋放善意，消除誤會，並在交流過程中瞭解對方訴求的實質內涵和背景，以求同存異的態度，互相諒解，擴大溝通。
在民間「搭台」階段成熟後，就可進入內涵為「建立規範、穩固互信」的「中程階段」，由兩岸公權力單位甚至是防務部門直接「上臺唱戲」，共同協商兩岸合作打擊海上國際犯罪，達成保衛東海和南海領海安全的協議險軍事活動等共識並簽署協議。與此同時，解放軍後撤導彈，台灣也停止向外軍購。兩岸也簽署「海峽行為準則」，為避免意外軍事衝突，確保海峽情勢穩定，相互規範雙方航空器、船舶不對他方航空器、船舶進行雷達鎖定、追瞄等模擬攻擊或電子幹擾，以及雙方航空器及船舶於夜間在海峽飛、航行時，應全程開啟敵我識別器及航行燈。
在實施「中程階段」一段時間，雙方在實踐中取得成效，並真正建立起互信之後，就可進入內涵為「終止敵對，確保和平」的「遠程階段」，配合雙方政府的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正式宣佈結束兩岸軍事敵對狀態，建立兩岸軍事互信安全機制，進一步發展兩岸安全合作關係，確保臺海及大中國領海的和平穩定。
五、以推動民共交流來刺激及逼促馬英九
這有先例可循，前年十月「總統」大選呈現膠著態勢之際，當馬英九得知正在訪美的蔡英文，向美國智庫表示自己倘當選，將會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的信息，擔心自己賴以制勝的兩岸關係旗幟會被蔡英文奪走，因而急忙從南台灣救災現場趕回臺北，急匆匆地宣示《黃金十年》的「兩岸篇」，聲稱當選連任後將會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議。
因此，利用民進黨來「倒逼」馬英九，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因而必須調整對民進黨的政策，對民進黨員「登陸」採取更寬鬆的措施，加強與民進黨內「交流派」的交流，由他們去推動民進黨的轉型，從而形成對馬政府的強大「倒逼」壓力，促使其為了保住「旗幟」，而不得不採取比民進黨更為積極主動的兩岸政策，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
「汪辜會談」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催生了「九二共識」。不但是使得「汪辜會談」得以順利進行，而且也為十五年後海峽兩會恢復會談打好了政治基礎。目前，北京在兩會會談基本談完經濟範疇議題之後，正在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但倘真的有此機會，僅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大陸海協和台灣海基會，能否承載得起？是否需要創造一個新的模式，或是分別對兩會提供更高的授權，使之具有官方性、政治性的功能，以利於進行政治對話以至是政治談判？因此，在紀念「汪辜會談」二十週年之後，就應跨越「汪辜會談」，為推動兩岸協商向更高層次發展預作籌謀。
（下，本文是作者在「第二十二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