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成為第二十二屆「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的熱門議題。從各方議論看，海峽兩岸都有此熱切期盼。在台灣方面，馬英九一個月內三次提出希望能籍著明年赴上海出席「APEC」，實現「習馬會」，顯然是他已將之視為在民意支持度低迷之下實現脫困的唯一辦法；而在大陸方面，實現兩岸領導人會晤則被近期對台工作的最高戰略任務，尤其是剛就任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在面臨種種困難及挑戰之下，實施「立威」的一個好方法。因此不少與會者都認為，「習馬會」確是有此迫切需要，但如何實現則議論紛紛，而借用明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上海舉行的平臺，則是一個好辦法。

實際上，在台灣地區政黨林立、意見多元的政治態勢之下，馬英九根本不可能無須借助任何平臺，就貿然「淨身」登陸。否則，民進黨就將會鬧翻天，馬英九自己的面子也拉不下來。因此，明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的上海舉行，就是一個好機會，而且還是在馬英九卸任「總統」之前的唯一機會。否則，下一次「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又輪到由中國的城市主辦，已是在十幾年之後，屆時馬英九和習近平兩人已離開了兩岸最高領導人的崗位，會面的意義就已大為削減。

由此，前往瀋陽採訪「兩岸關係研討會」的台灣媒體，就僅僅捕捉著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與會並致辭的機會，在閉幕式後向他追問了此問題。孫亞夫回應說，大陸方面瞭解台灣當局領導人希望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長期願望，但實際情況仍應根據「APEC」長期以來形成的慣例做安排。明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現已開始籌備，這是一回事；而「習馬會」是一件好事情，真的要實踐，雙方都應該努力創造條件，「這是兩回事情」。

這其中的「按長期慣例」，有台灣名咀認為是「向馬英九迎頭澆一盆冷水」。確實，從「長期慣例」的內涵看，北京是「婉拒」以馬英九出席上海「APEC」的方式來實現「習馬會」。

實際上，所謂「長期慣例」，可以追溯兩岸三地參加及出席「APEC」的歷史。一九九零年七月，在新加坡舉行的「APEC」第二次部長級會議的《聯合聲明》中，歡迎中國及香港、台灣地區盡早同時加入「APEC」。《聯合聲明》第二十七和二十八兩款是這樣表述的：「部長們注意到無論從當前的經濟活動還是對本地區未來繁榮的重要方面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香港三個經濟體都對亞太地區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他們重申一九八九年在堪培拉表示的意見，即希望三個經濟體參加『APEC』未來的磋商會議。」「部長們一致認為，應當與三個經濟體進行磋商，並考慮到所達成的同時接納所有三個經濟體參加『APEC』的安排，要能使三個經濟體以及『APEC』的現有成員均能接受，加入的時間或在漢城會議時，或在漢城會議之後盡可能早的時刻」。

一九九一年二至十月，中國政府代表就三方加入問題與「APEC」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高官會主席、韓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李時榮進行了六輪談判與磋商。中方在談判中明確提出，必須在「一個中國」和「區別主權國家與地區經濟」兩條原則下解決三方加入問題，並提出有關方案。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秦華孫同李時榮簽署《諒解備忘錄》，明確規定：中國作為主權國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台灣、香港作為地區經濟實體以「中國臺北」（CHINESE TAIPEI）和「香港（回歸後改為「中國香港」）的名稱同時加入「APEC」；台灣當局只能派主管與「APEC」有關的經濟事務部長參加會議，台灣「外長」和「副外長」不得與會；「APEC」各方將嚴格遵守並確保上述協議的實施。此後，秦華孫就「APEC」不得在台灣開會問題與李時榮以互相致函的方式表明中方立場，並周知各成員。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國、中國臺北、香港正式加入「APEC」。

這就使得「APEC」是在兩岸都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唯一能夠做到的在召開成員領導人會議的層次上保證全體出席。而具體的做法是，「APEC」邀請的是經濟領導人，台灣地區派遺的代表是得到東道國邀請並經過中國政府同意的經濟界高層領導人，而其他成員則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與會。這些領導人自然也是本國或地區的最高經濟領導人，這就解決了領導人身份的爭議。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首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台灣當局藉口《諒解備忘錄》沒有就台灣參加領導人一級會議作出規定，試圖讓李登輝作為「國家元首」的身份出席。遭到拒絕後，提出讓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建會」主委的蕭萬長冠上李登輝「代表」、「特使」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頭銜出席。對此，中國政府指出：根據《備忘錄》精神，台灣參加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員最高只能是與經濟有關的「部長級」官員，並已就此與有關各方達成一致。最後，蕭萬長只以「經建會」主委的身份參加會議。由此形成了「西雅圖模式」。

由此可見，台灣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流程，是這樣的：主辦國要求台灣地區提出出席會議的人員名單，受到名單後徵詢北京的意見；北京同意的，即由主辦國發出邀請書；北京認為不符合「西雅圖模式」的，就由主辦國與台灣交涉，直到北京認可後，正式發出邀請。

因此，從「長期慣例」的形成及執行過程看，台灣方面出席人員的關鍵是在於「中國認可」，因而才有馬英九上臺後，將之升格為前任「副總統」連戰，以表彰他於二零零五年打破堅冰，進行「和平之旅」，並與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

明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辦權，又輪到了中國。由於中國對台灣出席人員的級別，具有關鍵的主導權，各個會員體都尊重中國的意見，而且這確是只有中國才存在的「問題」，因而當在輪到中國舉辦時，中國就可對這個「長期慣例」擁有更大的主導權，並就其外延進行詮釋。由中國主辦時，邀請何人將由中國自行決定；輪到其他會員體主辦時，就必須嚴格恢復執行由「西雅圖模式」所形成的「長期慣例」。

這就為以創新理論及創新實踐來實現「習馬會」，找到了實施的依據。邀請馬英九作為「經濟體領袖」身份出席上海「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樣馬英九就有了「登陸」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在會議結束後，繼續留在大陸的馬英九，即改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份，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進行會晤。這就即可實現世紀性的「習馬會」，又可避過「國際場合」。

盡管孫亞夫表示，實現「習馬會」還可以有其他辦法，不一定是在「APEC。不過，這可能會遭到民進黨帶頭滋擾。而利用「APEC」的平臺，讓馬英九「登陸」，雖然民進黨也將會有反彈，但反彈力度則可能是較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