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風傳媒》「專家評析」欄目日前刊出香港作家王閣的《吃老本》一文，批評香港特區在政壇上靠吃「 六四」老本過活的一些泛民人士，已經把老本吃到盡頭了。因為從市民的選票上，已看到對「民主派」的日漸失去信心。尤其是他們採取公民抗命的方式──「和平佔領中環」，來爭取「真普選」的行動，也因為太過相信「商討」的成果，以為透過商討，得到愈來愈多人的參與，可以給北京壓力。但是一再商討的結果，反而讓「反佔中」的論述在社會上不斷擴散，令人數不增反減。香港的「民主派」人士，遙想當年「六四」剛發生時，民眾支持率之高，那光輝是如許燦爛。到如今，還在緬懷過去的結果，就是吃老本失敗的結果。
王閣的筆鋒一轉說，反觀由「澳門良心」發起的反對政府高官「自肥」的立法，在澳門每三十人就有一人出來遊行的結果，成功讓它撤回了。為什麼？「澳門良心」發起人蘇嘉豪就指出，以前澳門的民主人士，用的方式是搶佔道德高地，放棄了民眾，常常局限在自己的觀念裡，常常「話當年」，怕動員群眾會遇到掣肘，怕這怕那的，未能與時並進，只在緬懷過去的輝煌。他更說，吃老本註定失敗，一定會被市民淘汰。
蘇嘉豪所指的「以前澳門的民主人士」，當然就是他的老師兄、澳門「民主派」的老前輩吳國昌、區錦新，還有陳偉智等人。在現實上，確實存在著此現象。「新澳門學社」在每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基本盤，其實就是「老本」；而去年的立法會選舉，已經開始出現「老本流失」的現象。正如蘇嘉豪所預警，倘仍在緬懷過去的輝煌，「吃老本」就只能是註定失敗，一定會被市民淘汰。
實際情況確實如此。「老學社」一向是打「高空炮」，「民主」口號叫得震天價響，很少腳踏實地紮根基層。雖然曾乘著「六四事件」所掀起的民主浪潮，就輕易地奪過了曾經鋒頭無兩，得票數遠高於由近百個傳統社團組成的「聯合提名委員會」的「民生派」何思謙；但隨著「六四」激情的逐漸沉澱，人們更多地思考的是與自己切身實際利益相關的問題。
這也正是「二十三條立法」、特首選舉、「政制發展」、立法會選舉，雖然網絡上「罵」聲連天，但「鍵盤戰士」們卻沒有落場參與，顯得「小貓三、四隻」的主要原因。沒有將「民主」口號與居民的實際利益緊密結合起來，就難以感動更多的年輕人及中產階層出來投他們的票。甚至淪落為遊行示威中的「附和者」，與當年是組織者並一呼萬應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今次「反離補」行動的發起者，將「民主」的口號與群眾的切身利益密切結合起來，如高官「自肥」與基層公務員及廣大受薪階層的苦況進行對比，就能激發出二萬人冒著酷暑烈日上街，其中不少是過去極少參加此類活動的年輕「白領」和公務員。在「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中，沒有發生本欄事前警告的「在包圍過程中，倘是妨礙立法會議員進入或離開立法會，膽敢衝擊立法會，就將觸及刑律」的情況，而是吸取台灣地區「太陽花學運」的教訓，明示禁止衝擊立法會，連扔膠樽也予阻止，事後又撿拾垃圾帶走。仿效於「太陽花學運」，卻又質高於「太陽花學運」。而同屬「澳門良心」的其他幾個行動上較「激」的成員，反而成為這兩場活動的陪襯者，被嚴重地邊緣化了。
蘇嘉豪說，「吃老本註定失敗，一定會被市民淘汰」，這對老一輩「民主派」吳國昌等「老面孔」來說，確實是敲響了警鐘。如果下一次立法會選舉前夕，「新澳門學社」也能按照民主政治的法則，進行初選，可能就會被淘汰，由蘇嘉豪等新一代取而代之。
其實，早就有人嘀咕，「民主派」最不民主。在曾經被他們痛斥為「家長制」、「保守僵化」的傳統社團，如中華總商會、工聯總會、街坊總會、中華教育會、婦聯等，尚且新陳代謝、薪火相傳，都已更換了幾脫新人；而在立法會選舉時，「群力」和「同心」也基本上由新人出征之時，「新澳門學社」還是吳國昌、區錦新這幾個「老面孔」「擔凳仔，牙頭位」，「來來去去幾個人」，不願意像台灣地區的一些政黨那樣，將新人擺在第一序列位置，自己擺在「不安全」位置，除了是推出新人接棒之外，也是以「告急」戰術，推高得票率。悲乎，如此的戀棧，阻擋新人冒出，還有臉面自詡為「民主派」！
或許有人認為，吳國昌等人「後繼無人」，尤其是不放心交棒給周庭希此類「民主素質不成熟者」，才不得已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能這也是吳國昌等人「戀棧」的「正當理由」）。這確實是有其道理。如果說，在「新澳門學社」內部存在著「政治光譜」的話，吳國昌等「老領袖」是傾向於建制的一側，而且還有逐漸靠攏建制的跡象；而周庭希、仇國平等則是置於反建制的另一端，而且還是極端。而其過激的行為，難以得到市民的認同，確實是不放心。
其實，號稱為「民主派」的人，有些時候還很僵化。猶記得，「六四事件」發生當年的國慶節，「民主派」提出「國殤日」，呼籲市民不要參加慶祝國慶活動。筆者曾經指出，「殤」是「未成年而死亡」，因而「國殤」就是「國家夭折」之意，「民主派」可以不支持甚至是反對中央政府（執政黨），但就不能詛咒自己的國家「死亡」，國家是持任何觀點的人都應當愛護的，因而其國慶日是也是應當慶祝的。吳國昌為了證明「國殤日」正確，搬出了列寧《國家與革命》的國家定位論述：「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軍隊、監獄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反駁筆者依據國際公法「國家由領土、人民、政府、主權等要素組成」的觀點，當然更是褻瀆列寧的學說。
現在，蘇嘉豪可說是「橫空出世」，在「新澳門學社」的「政治光譜」上，置於較為中間的位置，既持抱民主的理念，也懂得結合澳門實際情況，不叫高調口號。或許，「新澳門學社」世代交替的時機正在日趨成熟。
或許，吳國昌急了，為了奪回主導權和話語權，於是又試圖表現出「更勇」，重提出「雙普選」口號。而「雙普選」在「政制發展」中，已被證明是抵觸《澳門基本法》和《中葡聯合聲明》中「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的規定，以及中葡兩國政府向聯合國秘書處呈檔，《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B關於選舉的條文不在澳門適用的精神的。作為澳門特區唯一立法機關的立法會的議員，竟是明知不適法而強要提出，實有「知法違法」之嫌。既然不尊重法律，又如何能立好法？起碼是政治道德出現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