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觀樓事件”的由來

暢觀樓原本是清朝的一個王府，現位於北京動物園內，“暢觀樓事件”就發生在暢觀樓，時間是1961年12月。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大搞實事求是，“暢觀樓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準備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通知指出：1958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了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

根據中央通知的精神，為了準備七千人大會，總結1958年以來中央方針政策的經驗教訓，中央書記處決定委託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同志，在北京組織一個班子，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書記處批發的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檔。於是在1961年12月份，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借用暢觀樓這個幽靜之處，執行中央交辦的任務。這就是“暢觀樓事件”的由來。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項子明，在暢觀樓召集市委一些部門的負責人開會，要大家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書記處批發給北京市的由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檔，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轉發給所屬區、縣的文件。根據會議的通知，北京市領導機關各口都要派人參加。當時來參加會議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職領導，個別人還帶了一個助手。除項子明以外，還有市委工業基建委員會主任宋汝棼、市農辦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長韋明、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市委工業部副部長陸禹、市計委副主任萬一等。

項子明在會上說，這件事是由中央書記處交辦的，具體做法是把檔中你們認為有問題的段落摘錄下來，待匯總以後上交中央書記處。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參加會議的同志就開始工作。不過，當時這些人並不是每天都在這裏工作，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攤子事要做。具體的做法當時稱之為“流水席”，各口參加這項工作的人“隨叫隨到”，看完指定的檔，做一個正式的發言以後，就可以回去了。一般來講，這些人大部分時間還在抓本職工作，只是被叫到時才到暢觀樓去，查閱摘錄文件。

項子明對參加會議的人傳達中央指示，說的是讓大家把中央報告中各自認為有問題的段落摘錄下來，並對相關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參加查閱檔的同志雖然也提出過一些批評，比如，對譚震林，說他壓指標，說北京是鍋底；對新華社有意見，亂放“衛星”。但是這些批評都還是在中央糾正“五風”的範圍之內，當時就公認的，並不尖銳，對黨中央、毛主席更沒有談任何看法。畢竟這些人的黨齡都比較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而且又剛剛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和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個個都是戰戰兢兢工作。

暢觀樓會議的正式會期是9天。9天的時間裏，參加會議的同志是“你方歌罷我登場”，輪流到暢觀樓查閱文件，發表看法。“暢觀樓事件”的經過就是這樣，在當時是很平靜、普通的一件事。當時沒有人能想到，這樣一次普普通通的會議，居然會成為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狀。

如何捏造了“暢觀樓事件”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雖然已經是“頃刻瓦解”、“一朝覆亡”，但是這個“反黨集團”到底有哪些反黨罪行？老百姓並不清楚。不少人認為，《二月提綱》畢竟是出在中央的問題，《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也只能說是寫文章的人的問題。因此，製造出一個為做反對毛主席的赫魯雪夫式的秘密報告做準備，背著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的事件，就變得十分必要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暢觀樓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了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狀之一。

對“暢觀樓事件”進行“革命大批判”期間，各種揭發材料很多，姑且舉出一例。1967年4月，當時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援的首都紅衛兵組織散發了一份《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的揭發材料。該材料宣稱：1961年11月，在劉少奇、鄧小平的庇護下，由彭真親自授意，劉仁等指揮，帶領市委內部各部委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西郊公園暢觀樓密室“審查”中央發至縣級以上的檔和毛主席的黨內講話、批示，其直接目的是收集反黨材料，企圖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配合“劉、鄧黑司令部”，向毛主席倡狂進攻，妄圖一舉把毛主席推下臺來，實行其反革命政變陰謀。這就是聳人聽聞的“暢觀樓反革命事件”。

根據各種揭發材料，可以清楚地知道策劃者為了製造“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確實是費盡了心機，他們主要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歪曲的：

第一，捏造查閱檔的範圍。根據項子明佈置的要求，查閱的是中央書記處批發的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檔，以及少量北京市轉發給所屬區、縣的檔。這個查閱範圍可以從匯總上報的檔中得到證明。中央書記處存有這份匯總上報檔，從北京市委的檔案裏也可以找到，北京市委有關部委的辦公室也有存檔。因此，這樣一個查閱範圍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但策劃者卻一口咬定，這次會議查閱的是“中央發至縣級以上的檔和毛主席的黨內講話、批示”。對查閱範圍的這種篡改，真是用心險惡。第二，捏造攻擊毛主席、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革命大批判”文章裏專門有一章，叫做“群魔亂舞”，說什麼暢觀樓會議上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歷史上凡是犯了路線錯誤，都不能自已糾正”，說什麼會上攻擊總路線是違反了經濟規律，攻擊“大躍進”是萬馬折騰，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其實，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言論，查閱一下上報給中央書記處的匯總檔和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會議發言記錄，就可以一目了然。第三，捏造“暢觀樓事件”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極力把這次會議誣陷成陰謀行動。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總之，“暢觀樓事件”是在1961年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倡實事求是的背景下，受中央書記處委託，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所做的一項正常工作，目的是為了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根本不是什麼“策劃於密室”的政變陰謀。

（歐陽淞、曲青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