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關於「興建港澳珠大橋」的話題，又再炒熱。除了是全國政協委員吳榮恪、胡應湘等人在第九屆全國政協第五次大會上，就該大橋方案提交提案或是發言之外，日前在澳門舉行的第十四屆粵澳關係研討會，也有內地和澳門學者提交了有關的論文。另外，廣東、香港、澳門的一些知名人士，亦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高度肯定這一方案，並認為興建「港澳珠大橋」是一個「三贏」的方案：對香港而言，將可大為紓緩香港東部口岸的壓力，促進香港物流業發展；對澳門而言，可以使正在發展國際會議展覽旅遊事業的澳門受惠；對珠海而言，也可使珠海市的經濟活動量大幅增加。尤其是在中國「入世」之後，「港澳珠大橋」的經濟價值和戰略意義就將被更為凸顯出來，並更有利於港澳參與國家西部大開發，及對建設粵港澳自由貿易區起到推動作用。

然而，過去長期以來，「港澳珠大橋」計劃是「高層不急基層急」。觀乎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以至香港、澳門兩個特區政府的態度，似是態度頗為冷淡，其中錢其琛副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還誤把「港澳珠大橋」方案比作是已完工的淇澳大橋。為此，曾有人以為，此方案之所以未被重視，關鍵是在於它與中央領導人早已印像深刻的「伶仃洋大橋」「撞車」。另外，香港特區政府在大型跨域基建「向北望」的主要趨向之下，並未將與澳門的聯繫排上議事日程，也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其實，這幾個「負面」因素，都已經消除。在中央方面，反對「重複建設」及自覺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中央政府，早就對「伶仃洋大橋」計劃喊「停」。雖然這不能將其與贊同及支持「港澳珠大橋」方案之間劃上等號，但起碼是已為「港澳珠大橋」方案清除了一個「競爭對手」。而在香港特區政府方面，董建華月前提出在未來九年投資六千億元進行基建工程的計劃時，指出香港需要有一條連接澳門及珠江西部的大橋，以進一步加強與澳門的聯繫，這等於是已對「港澳珠大橋」方案予以正面表態。為此，一向較為謹慎的澳門特首何厚鏵，最近亦對此方案鬆了口，正面予以肯定，但又表示此事急不來，需要從詳計議。

這麼有利於國家和港澳兩個特區，尤其是對澳門經濟發展將會起到重大推動作用的「港澳珠大橋」方案，為何對維護和推動澳門經濟繁榮發展負有重要責任的特首何厚鏵，也會表示需要從詳計議？這究竟是他出於自己實事求是、穩健務實的本性，還是有其他不可克服的客觀因素在起阻礙作用，使到澳門特區政府必須謀定而後動？

最近，筆者在與熟知內情的人士談起「港澳珠大橋」方案遲滯不前的問題時，才了解到，阻力來源竟然是來自以前人們一直沒有想到過的一個地方負責人，他就是現任廣東省長盧瑞華。據說，他曾經說過，只要他一日仍在任廣東省長，都不可能將「港澳珠大橋」方案擺上廣東省政府辦公會議及粵港、粵澳大型跨境基建協調機制的桌面上。

盧瑞華省長為何會反對「港澳珠大橋」這個對廣東省西部經濟發展也大有助益的方案？內情實在是不得而知，估計是與他與梁廣大的關係有關。正因為他對「港澳珠大橋」方案持否定態度，並繼續為「伶仃洋大橋」計劃保駕護航，故廣東省政府去年二月提交給廣東省人大會議審議的《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就仍有「繼續開展珠海至香港大橋工程的前期研究」的內容，而置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橋港結合，一橋通三地」的「珠澳港大橋」研究報告不顧。

如果「港澳珠大橋」方案的阻力果然是來自盧省長的話，前景並不悲觀。這是因為，他今年底就將年滿六十四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出生〕，明年二月廣東省政府換屆時，他已到達「退下來」的年齡界線。另外，依據中央有關的規定，在今秋舉行的廣東省黨代會和中共「十六大」中，他也因年齡關係不可能再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及中共中央委員。倘若他離開廣東省長的位置，那句「只要仍在廣東省長任上一日，港澳珠大橋方案就不要想」的豪言壯語，就將會失去支持力。而新一屆廣東省政府在執行《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的「繼續開展珠海至香港大橋工程的前期工程」內容時，說不定就會將其下屬發展研究中心研擬的「橋港結合，一橋通三地」的「珠澳港大橋」方案，定位為「珠海至香港大橋工程」，從而取代「伶仃洋大橋」計劃的地位。在此情況下，目前各自為政的粵港、粵澳兩個大型跨境基建協調機制，就有可能會整合為粵港澳大型跨境基建協調機制。而且，還極有可能會在此基礎上，將「港澳珠大橋」方案納入粵港澳輕軌跌路網絡計劃之中，使同樣亦含有「規劃建設以廣州為中心、銜接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系統」內容的《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更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