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陳水扁點名顯示聽其言察其行階段已告結束

陳水扁向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發表講話,公然聲稱「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台灣的前途、命運和現狀」之後,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即「兩台辦」〕新聞發言人李維一昨日就此發表談話,代表中央政府作出正式回應。盡管這篇談話的調子較為克制,沒有使用「刺激」的語彙,只是以務實、精確的詞語申述中央政府的立場,但卻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在中央的正式政策宣示中首次點了「陳水扁」的名,並抨擊他「堅持台獨立場」,揭露他曾宣示的「四不一沒有」,「只不是欺騙台灣民眾,矇騙國際輿論的緩兵之計」。這就清晰地折射出,北京已經正式結束兩年多來對陳水扁的「聽其言,察其行」階段,拋棄了對陳水扁「律師性格」,可以向其提供機會,耐心地等一等的幻想和期待。並正式將其定位為「台獨分子」,將他與中共領導層及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關係定位為「敵我關係」,列為重點「打擊」對象。這是北京現階段對台策略的一個重大調適。

實際上,台灣地區於二零零年三月十八日舉行的第十任「總統」選舉中,由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民主進步黨推舉的候選人陳水扁以微弱多數當選。北京方面在錯愕震驚之後,出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良好意愿,作出了對陳水扁「聽其言,察其行」的重要決策,願意向陳水扁提供一個機會,耐心地等待陳水扁能以中華民族的大義為重,拋開其「台獨」立場,站到「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確立場上來,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積極恢復和推動海峽兩岸事務性談判。因此,大陸方面的對台文宣一直避免對陳水扁實施「點名」,而是曾對呂秀蓮、蔡英文「點名」批判。

毋容諱言,北京當局當時對陳水扁採取「聽其言,察其行」策略,是令到台灣地區長期以來進行「反台獨」鬥爭的民眾,感到困惑和不滿的。這是因為,在民進黨成立並積極參加各種公職選舉之後,中國國民黨、新黨都在選舉中不約而同地打出了「安定牌」,並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就是倘若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所推出的候選人贏得選戰,肩負「武力懲獨」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定不會坐視不理。但是,手創「台獨黨綱」的陳水扁上台後,對岸卻是以「聽其言,察其行」來應對之,這就使主張「反獨促統」的政黨和個人都陷於尷尬境地。而民進黨人也是得意忘形,反嘲其競選對手「危言聳聽」。

當然,陳水扁曾一度也有「自知之明」,為了減輕台灣民眾的疑慮,並讓他的美國後台大老闆放心,及鬆馳北京當局的警戒,他就在其就職講話中,提出了「四不一沒有」,後來又陸續提出了「統合論」及「大膽講話」,千方百計地緩和已繃得很緊的台海局勢。這給「聽其言,察其行」策略提供了實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這些只不過是如台灣媒體所指出的那樣,是「皇帝的新衣」而已。今年七月以來陳水扁一系列的談話內容,徹底暴露了其「台獨」的真實本質。

實際上,民進黨是一個以「台獨」為政綱的政黨,陳水扁是一個「台獨」主張鮮明的人。他的「台獨」主張,一直有著明顯的脈絡可尋:早在一九九零年,他便仿照「兩德條約」,提出自己的「基礎條約」,強調兩岸是「兩個國家」。一九九二年,陳水扁提出「十大行動綱領」,內容有「國統會」應該改名,「國統綱領」應當改制為「台灣與中國大陸基本法」。一九九四年,他在參選台北市長時,宣揚「自決是台灣人民的一種自保,台獨黨綱也不必作任何修正」。一九九九年九月,陳水扁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身份發表〈年輕新國家,正常新關係》,強調「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陳水扁在當選之後,一方面提出「四不一沒有」,作為其「靜觀待變,徐圖發展,抗統緩獨」的一種拖延政策;另一方面,則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拒不承認「一中」原則,否認有「九二共識」。實際上,陳水扁上台以來,拒絕「一中」原則已成為他的大陸政策底線;加速「台灣正名」活動、逐步實現「去中國化」是他大陸政策的實質內容;而他拒任「國統會」主委,停開「國統會」會議,則是他「拒統緩獨」的其中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堅持「台獨黨綱」,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則是他「做而不說的兩國論」的手法。今次他提出「一邊一國」,並鼓吹「公投決定台灣前途」,則是他「台獨」面目的大暴露。

這是由民進黨和陳水扁本人的「台獨」本質所決定了的。無論未來兩岸關係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民進黨和陳水扁本人都不會放棄「台獨」理念。他們自以為是地認為,既然在民進黨仍存在「台獨黨綱」的不利條件之下,陳水扁都已贏得了「總統」大選,那麼,日後民進黨就再也沒有必要廢止或廢除「台獨黨綱」,以免流失傳統支持者。

在此情況下,大陸與台灣當局的兩岸關係政策和訴求就難以找到交集點,兩岸政治會談或尋求和解的機會仍將遙遙無期。既然如此,大陸方面就沒有必要繼續對陳水扁進行「聽其言,察其行」──近來他的一系列「言」和「行」,已將他釘死在「台獨」的恥辱柱上。如果繼續對他採用「聽其言,察其行」政策,只能是助長「台獨」分子的氣焰。而以陳水扁高喊「一邊一國」,公然拋出變種「兩國論」為契機,結束對他的「聽其言,察其行」階段,正是大陸方面對台政策的應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