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前「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先生，於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因病在台北縣天主教耕莘醫院逝世，享年一百歲。陶百川先生的逝世，不但使台灣地區民主運動喪失了一名大將，也使台灣民眾「反獨促統」鬥爭損失了一員主帥。當然，陶百川先生的逝世，也應使各有關方面能夠有所反思，在「反獨促統」的鬥爭中，尤其是在宣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工作中，如何能夠做到虛心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有容乃大，兼容並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認真貫徹落實「江八條」中所闡述的「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陶百川先生是浙江紹興人，一九零二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上海法科大學法學士、南方大學文學士，並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進修政治及法律。畢業後投身中國國民黨文宣系統，歷任上海《國民日報》編輯、《上海晨報》總主筆；抗戰時代曾任香港《國民日報》社長及重慶《中央日報》總社社長。曾投靠「ＣＣ系」。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幹社」副幹事長。一九三四年出任上海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並任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上海市分會幹事長。抗戰後任上海特別市臨時參議會議員、國民參議會議員及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行憲後當選為監察院監察委員長達三十年，一九六六年自動引退，隨後即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美麗島事件」後去美國。一九八六年「黨外」運動高漲，曾策劃國民黨與「黨外」溝通事宜，主張體制內的漸進改良。國民黨十二屆及其後各屆中央評議委員。一九九零年出任「國是會議」籌備委員，參與規劃作業，並受邀為「國是會議」代表，參與會議。同年被聘為「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對兩岸關係的研究投注相當心力，言論頗有影響。一九九六年因不滿李登輝訪美言論導致兩岸關係停滯不前而憤而辭職。陶百川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計有：《中國勞動法之理論與實務》、《比較監察制度》、《監察制度新發展》、《台灣要更好》、《台灣怎樣能更好》、《人權呼應》、《東亞豪賭》及《陶百川叮嚀文存》等。

陶百川先生雖然是資深的國民黨員〔到逝世時具有七十餘年黨齡〕，但在赴台後卻成了台灣地區民主運動的前驅，早在《自由中國》創刊時就是重要的主筆之一。一九五八年台灣當局修改《出版法》限制新聞自由，陶百川先生更是不畏權責，力諫當局不可以「違憲」。一九六零年，他在「監察院」公開呼籲當局解除「報禁」。因為台灣當局對他的呼籲沒有回應，他還對「行政院」提出「糾正案」。他所主持的「二•二八事件」、「孫立人將軍案調查報告」、「雷震案」及諸多冤獄案調查，是人權發揚、司法重建的重要里程碑。當年郭雨新代表民社黨競選宜蘭縣長，卻因投票過程不公落選，陶百川先生出面為他打抱不平；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成立時，台灣當局准備鎮壓，而陶百川先生則不停居間奔走斡旋，避免了一場可能會發生的政治悲劇。總之，「書生報國無他道，只把毛錐當寶刀」，是陶百川先生一生的寫照。他敢言直諫的風骨膽識，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陶百川先生既有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也對兩岸和平統一抱有很高的期許。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他熱烈響應。從一九八一年二月十日起，陸續在台灣報刊上發表文章或接受台灣記者訪問，暢談他對兩岸統一問題的立場和觀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統一戰?Y工作部研究所及三局在編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文獻資料叢書》作為內部研究資料出版，供有關幹部、理論工作者和從事統戰工作的工作人員參考時，其第四輯《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各界人士的有關言論文章選錄》，就收錄了陶百川先生的文章及專訪共六篇。

在這些文章中，陶百川先生擁護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兩岸和平統一。不過，他並不同意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兩岸統一，而是提出了「中華共同體」的方案〔後來又改稱為「中華國協」〕，並配以「三聯統一」的行動綱領。這個「三聯統一」行動綱領在「國家統一綱領」的架構下，以「聯絡」配合「近程」，以「聯合」配合「中程」，以「聯邦」配合「遠程」，最後達至統一。「中華共同體」的設置，目的就是要催化「近程」階段，加速進入「中程」階段，並以此共同體作為兩岸中程階段的「聯合」機構。

按照陶百川先生的構想，「中華共同體」具有下列特徵：一、它是由「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西藏、蒙古、香港、澳門等中華民族的國家或政治實體自由參加而組成。但它們各自擁有其固有的土地、人民、主權及其政治體制和權力，不受侵犯或限制。二、它將設置會員國領袖和高峰會議、秘書處和特種委員會。三、會員間應實施通郵、通商、通航、通財和各種相互交流。四、它將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討論促進自由、民主、均富、均權的統一方式。各委員就其本身有關的重要事項享有否決權。總之，「中華共同體」類似歐洲共同市場或早期的大英國協，其作用是在以聯合方式增進合作培育和平統一的條件。

陶百川先生的「拋磚」，收到「引玉」的效果。在八十年代前、中期，台灣地區許多學者紛紛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統一模式，包括「一國良制」、「兩制一國」、「一國兩治」、「一國兩席」、「聯邦制」、「邦聯制」…等。但遺憾的是，這些方案甫一提出，就受到內地一些台灣問題專家嚴詞批判，並力稱「一國兩制」才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唯一方式。這些學者大有「熱臉貼在冷屁股上」之感──因為他們在台灣地區提出這些方案，儘管不同於「一國兩制」，但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的「關切」，並遭到「台獨」分子的攻擊。在「兩頭不討好」之下，台灣「統派」學者討論「統一方案」的聲音就漸漸沉寂下來；而隨之而起的，卻是「台獨」分子各種分裂國土的聲音及方案，包括民進黨的「台灣黨綱」及「國旗」、「國歌」評選活動，建國黨的「建國」方案，還有各種「台獨公投」法案……等。

這種盛氣凌人、居高臨下的態度，不符合平等討論的原則。因為它只是口號式地高叫「一國兩制好」，並無指出它的具體「好處」〔直到十多年後的九十年代末，才有陳孔立的《談一國兩制的十大好處》發表〕，但又不容許別人討論有別於「一國兩制」的其他統一方案。縱使「一國兩制」在眾多統一方案是最好的，也應「擺事實、講道理」，在經與其他的方案比較分析後，讓人口服心服。何況。「江八條」也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也可以談」。然而，就是這種「批判」，讓陶百川、熊玠、唐德剛、丘宏達、楊力宇等「統派」大將，後來再也閉口不談「統一」問題了，這不能不是一個深刻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