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在「大溪會議」上所作的「十點結論」，其中有一點是「要把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介紹到大陸去，推動大陸的民主化發展」。當時，大家都對陳水扁所說的「介紹經驗」和「推動民主化發展」，到底是使用什麼手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甚為關注。有人曾猜測，陳水扁是否准備派人到大陸宣傳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或是恢複過去的「空飛」、「海漂」心戰宣傳？而他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否要促成中國大陸也開放政黨制度，實行政黨輪替？但由於台灣的媒體似是對此問題不感興趣，並未作跟報導，故對此僅是猜測而已，並無明確答案。

筆者這兩天在台北市接觸到民進黨的一些黨工，談起這一問題。他們透露，其實陳水扁在「大溪會議」上有具體談到向大陸「介紹台灣民主化經驗」的手法：其一、是整合「中央廣播電台」、「中央通訊社」和「宏觀電視台」等公共媒體資源，使之成為台灣當局向國際和中國大陸推廣台灣經驗和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台灣之音」。他特地指出，把「整合公營媒體」列入「十點結論」的第五點，是希望能仿照「美國之音」的模式，盡速將「中央電台」、「中央社」、「宏觀電視」整合成一個跨平面、電子媒體的平台，結束各方自行解讀官方發言的混亂現象，讓大陸民眾和國際有一個清楚了解的管道。其二、是「政府」與民間應針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司法、經濟、社會及環境人權等建立觀察與評估制度，定期提出中國大陸的「人權報告」，並連同台灣當局本身的「人權報告」一道，提供給美國國會、歐洲議會，及透過「台灣之音」向中國大陸民眾報導。

本來，屬於「公營媒體」的，還有「公共電視」、〔「公視」〕、「中華電視」〔「華視」〕、「台灣電視」〔「公視」〕等多家。但陳水扁在談到他的「建構台灣之音」計劃時，並未提及這幾家電子媒體，有可能是因為這幾家電視台是無線電視台，囿於技術條件，無法向大陸地區發射滲透〔但靠近金門、馬祖島的福建沿海地區可以收看得到〕，故而陳水扁也就「務實」地將這幾家「公營媒體」排除在「台灣之音」組成機構名單之外。

然而，即使是被納入「台灣之音」的「中央社」和「宏觀電視」，其中前者是通訊社，以其營業性質及技朮條件，也根本無法向大陸民眾進行滲透宣傳。除非是透過「多維」、「新浪」等網站轉載間接傳播。「宏觀電視」則是衛星電視，只有裝設了衛星地面接收站的用戶才可以收看，而目前大多數大陸民眾並未具備這種條件。因此，只有剩下只需擁有一部收音機就可收聽得到的「中央電台」，可以滿足到陳水扁的「台灣之音」的需要了。

「中央電台」原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電台，後來「中央電台」附設了「海外部」，後者後來改組為「中國廣播公司」〔「中廣」〕，就反客為主，變成了國民黨主要的電子宣傳工具，「中央電台」則變成專門向中國大陸廣播的「心戰」工具，為此一度劃歸情治部門管理，最後成為「公營電台」，由「新聞局」代管，主要任務是向中國大陸和海外廣播，目前使用十八種語言廣播。但在近年來，「中央電台」的基調已逐步從過去「對抗中共」、「反攻大陸」轉為「兩岸一家親」，其節目內容和形態以「不激怒對岸」為主。為此，「中央電台」董事長周天瑞表態，即使是陳水扁下達了將「中央電台」整合為「台灣之音」的指示，「中央電台」也不會向對岸廣播有關「法輪功」之類的內容，更不會邀請大陸流亡美國民運人士主持節目。周天瑞聲稱，這些做法都是「過時的做法」，並指出「亞洲民主電台」都被王丹他們害死了。

受到周天瑞批評的王丹，卻有自己的看法，並向台灣當局的「台灣之聲」計劃「出謀獻策」。他的「建言」包括有：一、以強大的功率，用廣播宣傳覆蓋可能廣泛的大陸地區，或者乾脆租借發射台給「自由亞洲電台」。二、「整合台灣媒體資源」的範圍應當擴大到台灣以外，借助海外一些歷史悠久的民運媒體，比如通過網絡傳入大陸的電子刊物《小參考》及老資格的民運機關刊物《北京之春》等，利用其已在大陸內部建立的信譽和影響力發揮更大的作用。三、「整合媒體資源」應在品質與內容上有慎重的考量，台灣應結合大陸社會轉型的不同階段，正面向大陸介紹台灣經驗，對於較為敏感的兩岸主權之爭等問題，則在向對岸宣傳時態度應慎重。對抗中共固然重要，但爭取民心更為關鍵……云云。

極為諷刺的是，王丹所要求台灣當局借助其宣傳動力的《北京之春》，卻在今年初被台灣當局刪了「水喉」，停止了資助，使其面臨停刊危機。原來，台灣當局的軍情局以「中華民主自由基金會」的名義，從一九八三年起就資助中國大陸的地下民運活動，並定期撥款給在美國出版的《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海外民運人士分裂，一部份人另起爐灶，創辦了《北京之春》。這部份人仗著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高知名度，跑到台灣活動，把軍情局原來每年撥給《中國之春》的六十萬美元「挖」過來，其中一個交換條件是為軍情局搜集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發展情況情報。但在幾年後，軍情局因經費緊張，將每年資助額削減一半，為三十萬美元。至今台灣當局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金額，已高達二億元新台幣。

但在去年底，台灣當局以在「六四事件」之後，大批大陸民運人士逃亡海外，他們已不再是「中國內部的反共力量」為由，決定停止對《北京之春》的資助。為此，《北京之春》社長王丹等人跑到台灣活動，拜會執政民進黨高層人士，還向馬永成遞交了「報告」，請求台灣當局恢複資助《北京之春》。也許，王丹向台灣當局提出的三點「建言」，其中的所謂利用《北京之春》向大陸進行民主化宣傳的內容，就是王丹要借陳水扁的話頭，來推銷《北京之春》，乞求台灣當局繼續予以施捨吧？

〔台北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