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長姬鵬飛，與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宣佈自即日起，中日兩國「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正式結束，並於同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國政府在該「聯合聲明」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國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日本在「中日聯合公報」中宣稱將遵循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內容，據查有關資料，是「『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轉引自丘宏達主編、台灣三民書局印行的《現代國際法參考文件》一書〕。這實質上是表明日本政府承認台灣歸還中國，不干涉中國內政。而「中日聯合聲明」雖然對「日台條約」沒有觸及，但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以翌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的方式，宣佈廢止「日台條約」。這實質上是正式否定了佐滕政府的「台灣歸屬未定論」和「一中一台」政策。

翌年八月，中日兩日又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而使「中日聯合聲明」具有了法律基礎，全面實現了中日關係的正常化。從此時起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中日兩國共同致力於雙方的友好發展，而日本政府也在日台關係上基本遵守了「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精神，基本履行了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所作出的承諾，把日台關係限定在經濟、文化領域民間的、非官方的層面上。

但在上世紀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世界形勢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台灣當局加強「務實外交」，後來又因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使日本認為這對其實現「政治大國」目標構成威脅……等，使日本政府開始逐步調整對華政策，開展違背「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在台灣問題上對中日政府所作出的承諾。而從一九九零年七月台灣派出了日台「斷交」十八年後第一個「立法院訪問團」為標並，日本對日台關係進行了實質性的調整並逐步升溫。除了頻繁邀請台灣政要訪問日本之外，日本還將日中、日台關係相提併論，強調在進一步發展日中關係的同時，也要「保持穩定的日台關係」。更嚴重的是，日本企圖擴大「日美安全條約」的適用范圍，將台灣列入日本的防御區域。這不但是對中國主權的公然侵犯，而且也是對中國內政的非法干涉。這與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時認定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政治立場是背道而馳的。

日本政府有意無意地脫軌於「中日聯合聲明」，逐步加強「日台實質關係」的原因，是複雜的。但歸納起來，不外以下幾點：一、日本把台灣地區作為維護其「國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二、日本視台灣地區為它的「海上生命線」；三、日本想把台灣作為日本等西方國家與中國處理關係的緩衝地帶；四、日本把台灣地區作為「東北經濟圈」的重要一環；五、日本對台灣地區一直沒有死心。

當然，「日台實質關係」的有所進展，也與台灣當局推行「務實外交」所分不開。由於日本是世界經濟大國，近年來又加速了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在國際事務中頗為活躍，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的區域性組織內，其影響舉足輕重。因此，發展與日本的政治關係，對於台灣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故日本就很自然地成了台灣「務實外交」的主攻目標之一。而由於台灣在「馬關條約」之下曾受日本奴役五十年，部份台灣政界深受日本皇民教育，及部份日本右翼人士不正確對待歷史，也為「日台實質關係」的進展起了煽風點火作用。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李登輝的「釣魚台是日本領土」言論，將會使「台獨」份子加緊與日本政壇右翼人物的勾結，這就將會有可能使曾經成為「台獨」活動海外大本營的日本，再次為「台獨」活動提供各種方便。

對此，我們不能不保持高度警覺，並對日本有可能將台灣拉入日美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即「ＴＭＤ」〕，及日本仿效美國制訂「與台灣關係法」的模式制訂「日台關係法」，為日台發展「實質關係」披上「合法」外衣的可能性，時刻保持警惕。

當然，由於美蘇兩極解體後亞太地區形勢的新變化，決定了日本必須同中國搞好關係。尤其是美日貿易摩擦激烈，日俄領土問題懸而未決，日本又意欲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希望在亞太地區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以及國際經濟區域化的發展，將促使中日兩國更加緊密地加強合作。中國大陸與台灣對日本孰輕孰重，日本是必須以其國家戰略利益出發作出適當判斷的。因此，估計日本發展「日台實質關係」的底線，是以不動搖日中關係為限，亦即不會公然突破「中日聯合聲明」所確定的對台政策框架。但盡管如此，仍需對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因素，予以密切注視及觀察，並採取措施使其對中日關係所起到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