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府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澳人對長話加價的意見 特府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澳人對長話加價的意見

國務院信息產業部為何要指令內地各電信網絡營運商調高長途電話接入費?市場上有各種不同說法。其中一種是,由於內地與海外的長途電話交換業務,是由海外打進內地的比例低高於由內地打出海外,在結算話費分攤時,就呈現嚴重的「出超」。為了平衡國際收支,而決定以大幅調升長途電話接入費作為彌補。另有一種說法,則是「中國電信」正在策劃在股票市場上市,為了抬高股價,必須「壯大業績」,而調升長途電話接入費則可令「中國電信」的營收預測有長足的成長。還有一種說法,是自內地電信產業進行重整,分拆為「中國電信」、「中國網絡通訊」、「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衛星」和「鐵通公司」六家基礎電信企業,及六千多家增值電信、無線尋呼企業之後,利潤較高的無線電話業務劃分給「移動」、「聯通」等幾家企業掌握,「中國電信」所經營的是「油水不大」的固網業務,為了「堤內損失堤外補」,而想出了增加長途電話接入費這一怪招。

信息產業部之所以是向長途電話接入費「開刀」,而不是在其他方面挖掘潛力,是因為自中國加入「WTO」,及內地電信產業分拆後,電信產業內的各項業務,都必須對外開放,打破壟斷,因而呈現激烈競爭局面,沒有「加價」空間。只有長途電話接入費領域是唯一仍屬於「壟斷」的項目,拿它來「開刀」只需一紙行政命令就可實現,無須艱苦拼搏。因此,有關行政官僚就錯誤地理解及運用「揚長避短」、「趨易棄難」的操作手段,使長途電話接入費成了犧牲品。

調高長途電話接入費,是否就可以「心想事成」,達到有關行政官僚的預期目標?從「調價」舉措引發的效應及已可以預見的反應來看,此舉不但將會達不到預期目標,相反還將會撿了芝麻、掉了西瓜,遭受更大的損失。

首先,鑑於「WTO」的「對等」原則,中國大陸既然可以調高海外打進內地的長途電話的接入費,海外各電信市場也可以採取同樣措施,以作報複。這樣,就將不但達不到「平衡國際收支」之目的,相反還可能會因為內地打出海外的國際長途電話,因為「加價」而使其通話量下降,「中國電信」等固網營運商以至「中國移動」等流動電話營運商的業績也將會隨之受影響。這樣,在調升長途電話接入費方面的所「得」,就補償不了通話量下跌的所失。這就將會呈現內地和海外電信營運商「雙輸」的局面,亦即是「損人不利己」。

其次,由於調升長途電話接入費此舉,並未寫入「中國電信」為股票上市而提交的財務報告書之內,未能反映「中國電信」的真實財務狀況,故「中國電信」已被要求重新提交財務報告書,而將會影響「中國電信」的上市計劃,使其未能在原定日期上市。實際上,昨日就有「中國電信」被令重新招股的消息。更重要的是,由於「調費」之舉已引發各種電信股票股價下跌的負面效應,再加上市場可能會認為「調費」後「中國電信」的業績將會下跌,故也有可能會使其上市時的股價未能達到預期的價位。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就是欲速不達,「偷雞不成蝕把米」了。

信息產業部關於調升長途電話接入費的行政命令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並不單止是在經濟方面,還將會在政治上損害中國政府及國有企業的形像,很容易會被外間戴上「黑箱作業」及「政策反覆多變」的標簽。實際上,香港中資報紙《文匯報》昨日就發表「社評」指出,「中國電信在缺乏溝通下單方面大幅加價,使香港社會不明因由,種種猜測、疑慮和怨言不脛而走,對中國電信的形像乃至兩地關係,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另一份中資報紙《大公報》昨日亦發表「社評」指出,「如此提價,既不進行公開價格聽証,又不公開大幅提價的理據,更不事先徵詢受到極大影響的香港業界方面的意見,只是為了本企業的利潤和股價,說提就提,說提多少就提多少,以壟斷者的資態,行『我說怎麼樣就怎麼樣』之舉,不但有悖於國家有關規定,而且與世界經濟特別是通信產業的發展潮流背道而馳,實在讓人感到無法接受,也對中國電信管理層的獨斷獨行感到震驚」。由此看來,這次「調費」事件,「中國電信」的「經濟賬」未見有增收,「政治賬」就首先「赤字」連篇,內傷慘重。由於下達調升長途電話接入費的行政命令的信息產業部是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決定了這一「調費」行為是政府行為而不是企業行為,故連帶中國政府的電信行政管理部門也得賠上威信和形像。

正由於「調費」舉措是政府行為而不是企業行為,澳門特區政府及澳門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也就有責任向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及交涉。

際上,據香港媒體報導,香港特區政府十分關注內地大幅增加長途電話接入費對營商環境造成的影響,現正准備由電訊管理局出面向國務院信息產業部表達港府的關注,並鑑於此舉可能違反「WTO」規定,港府希望以此作為與中央磋商處理增加收費問題的基礎。而正在籌劃參加香港區第十屆全國人大代選舉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朱幼麟,亦已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反映港人的不滿。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及澳門區全國人大代表,不應對這種個別國家機關損害「澳人」利益的行為,置之度外、袖手旁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