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是否興建「港珠澳大橋」的爭論告一段落，連當初力主反對興建「港珠澳大橋」的香港「碼頭派」也逐漸鬆了口風，轉口說「非並反對興建港珠澳大橋，而是反對有附帶條件」，而香港特區政府也對興建「港珠澳大橋」轉持正面積極態度之際，近來又冒出了一股意圖扭轉大局的「側向切變風」，有人又將那個早被中央否定的「伶仃洋大橋」計劃搬出來，意圖以只有珠海一市受益、有可能會使澳門特區「邊緣化」的「伶仃洋大橋」計劃，去取代香港、珠海、澳門「三贏」的「港珠澳大橋」方案。

實際上，最近珠海市政府的一些官員，就頻頻邀請香港特區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大多是屬於「在朝派」的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或立法會議員〕到訪，並大力推銷「伶仃洋大橋」計劃。這些人士可能是「食人雞月比牙較軟」，回到香港後就向媒體和香港特區政府大力鼓吹「伶仃洋大橋」比「港珠澳大橋」的優勝之處，包括「伶仃洋大橋」的相關研究工作早已完成，隨時可以上馬動工，「港珠澳大橋」的研究工作尚未開始，如選擇興建「伶仃洋大橋」，可比興建「港珠澳大橋」節省五年時間；也包括「伶仃洋大橋」與「港珠澳大橋」相比，成本較輕，工程難度也較小……等。甚至還有人聲稱，如果是採用「港珠澳大橋」方案而不是「伶仃洋大橋」方案，廣東省方面就會因為「等不及」，而自行搶先興建「深珠海底隧道」。

值得注意的是，珠海市參與統籌興建「伶仃洋大橋」的有關官員，現在又推出「伶仃洋大橋」計劃，其時機選擇很耐人尋味。這不但是因為中央政府即將與香港特區政府具體商討珠江口跨海交通通道問題，他們就意圖搶先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放棄「港珠澳大橋」方案，轉而採納「伶仃洋大橋」方案，還因為是他們覷准了當初反對重覆建設、下令凍結「伶仃洋大橋」計劃的朱鎔基總理，其任期只剩下四個月左右的時機。他們以為，在朱鎔基卸任之際，再把「伶仃洋大橋」計劃搬出來，就會「冰魚翻生」，再振「聲勢」。

這就可以看出，珠海市某些「參與統籌興建伶仃洋大橋」的官員是如何地「政治掛帥」，將「官場政治」深深地摻入到「伶仃洋大橋」計劃中去。實際上，「伶仃洋大橋」計劃從一開始就是一件政治產物，而不是單純的大型基本建設項目：在與澳門爭建「國際機場」失利後，就以將會令澳門嚴重「邊緣化」的「伶仃洋大橋」以作報復；了解到即將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對「伶仃洋大橋」計劃有不同意見，就把由朱鎔基夫人勞安女士擔任總經理的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拉入股，並讓勞安女士擔任投資興建「伶仃洋大橋」的經濟實體的董事；為了使「伶仃洋大橋」計劃增加「含權量」，敦請了廣東省長盧瑞華作投資興建「伶仃洋大橋」的經濟實體的負責人。這也是為何盧瑞華對「港珠澳大橋」方案持反對態度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一九九七年底，在明確得悉反對重覆建設、反對泡沫經濟、反對貪大求洋，因而對珠海的幾大「命運工程」有不同看法的朱鎔基，即將會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消息之後，又在中央個別領導人的支持之下，以「突擊」手法，在當屆國務院任期即將結束之前，爭取到「伶仃洋大橋」計劃立項，並大張旗鼓予以慶祝，不顧當時香港特區政府因擔心會加重屯門交通負擔而不同意「伶仃洋大橋」在屯門接駁的態度，大有「霸王硬上弓」地迫令香港特區政府接受此方案，干預香港特區高度自治內部事務之勢。現在，當明確得知朱鎔基因受年齡過線限制，即將卸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職務之後，又有人把那個已遭本屆中央政府凍結的「伶仃洋大橋」方案搬出來，意圖以其來取代「港珠澳大橋」方案，再一次挑戰中央對澳門特區實施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政策。

然而，珠海市某些人以政治手法來推銷「伶仃洋大橋」計劃，而偏偏「伶仃洋大橋」計劃就是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缺陷性。因為它只能令局部地區受益，但卻將會使到鄧小平理論重要內容之一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受到損害──澳門特區的經濟發展將會因「伶仃洋大橋」而被嚴重「邊緣化」，對澳門經濟很重要的香港財源，將會被「伶仃洋大橋」「吸」走，不再流來澳門。這種把「經濟特區」的利益〔按「ＷＴＯ」精神，中國大陸已不宜再搞「經濟特區」此類對非特區帶有「歧視」的特殊化地區經濟〕凌駕於「特別行政區」之上的做法，有多少政治上的正當性可言？

面對珠海市某些人正蠢蠢欲動，意圖再次讓「伶仃洋大橋」計劃上馬，以「伶仃洋大橋」來取代「港珠澳大橋」方案的嚴重損害澳門利益的做法，澳門特區政府不宜再任由其興風作浪，而應當主動就「港珠澳大橋」方案向中央表示態度，申明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歡迎「港珠澳大橋」方案，並希望能參與該方案的商討研究。否則，中央就會誤判澳門並不歡迎「伶仃洋大橋」方案，而就很可能會接納珠海市某些人所鼓吹的「節省時間」、「施工容易」及「投資較小」的意見，向「伶仃洋大橋」計劃傾斜。如到此時再採取主動，恐怕已是「大江東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