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可以談」可能會成為泛藍軍選舉王牌

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向台灣當局再次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盡早恢複兩岸對話和談判。他說,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甚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我們愿與台灣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交換意見。

江澤民的這番呼籲,在採訪「十六大」的台灣記者中,引起了一陣震動。他們認為,在三個「可以談」中,除了「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是江澤民在「江八條」中已經闡述過的之外,其餘兩個「可以談」是過去從來沒有提過的,因而是頗有新意,而且也充滿了誠意。因為「開拓國際活動空間」及「對等政治地位」,正是台灣當局多年來耿耿於懷並將之當作是以自身標准處理兩岸關係的奮鬥目標之一。現在,中共的對台政策不斷進行務實調整,從「文攻武嚇」逐步調整為「文攻武備」,也從「一個國家的內部航線」調整為「兩岸航線」,如今又更從「打壓外交空間」、「中央對地方關係」,調整到可以談「適當國際空間」及「政治地位」,顯示中共的對台政策,已趨於理性實務及成熟。如果這番話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半期,台灣當局剛制訂「國統綱領」,海峽兩會剛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九二共識」,「汪辜會談」開創了兩岸事務性談判的模式,而追求統一、反對「台獨」也蔚然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李登輝的「台獨」本質尚未完全暴露出來,民進黨尚未能主導操弄台灣地區的民意潮流之時,就提出來的話,說不定目前海峽兩岸的協商已經進入互信合作的階段,亦即「國統綱領」中的「中程」階段,兩岸已經建立了對等的官方溝通管道,並已開放了「三通」,及兩岸協力幫助台灣當局參加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國際組織,並實現了兩岸高層人士互訪,以創造協商統一的有利條件,從而朝向「遠程」階段亦即協商統一階段發展。更重要的是,倘若是兩岸互動已進入到這種兩岸政治互動及對話階段,民進黨在台灣地區的政治活動也就將找不到著力點,並將嚴重缺乏民意基礎,兩岸形勢的良性發展在台灣地區形成了「反獨促統」的民意潮流,民進黨無法主導民意更難以煽動「本土」思潮,因而無法依靠選民的選票奪取「中央」政權。

然而,由於當時的 鵅憎M策者對兩岸關係發展過於樂觀,因而對台政策及策略的「要價」較高,從直斥台灣海基會將「九二共識」理解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到否定台灣當局「對等政治地位」的訴求……等,因而耽誤了許多可以開拓、進取的機會。就以「一個中國」的內涵為例,當時強硬堅持內外一致的「舊三段論」,亦即就是對內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令一些反對「台獨」、主張統一的執政官員也感到難以接受。當汪道涵提出「八十一字」的「一個中國」內涵時,當即受到高層的否定駁斥,不但令汪道涵情何以堪,而且也斷絕了台灣當局中某些雖然追求統一但卻希望能保住「對等尊嚴」的官員的最後一線希望。實際上,當時張京育就公開提出要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定位,提前進入「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與對岸進行政治對話。但可惜這一良苦用心未能得到北京的善意回應,而且在台灣當局內部也受到李登輝的封殺,後來還因此而被李登輝撤掉「陸委會」主委職務,而令張京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直到民進黨上了台,陳水扁拒絕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之後,北京高層主管才否定了自己一年多前的說詞,一字不改地以江道涵提出的定位,作出了「一個中國」涵義的內外有別「新三段論」,但此時已是「馬後炮」了。因為壓根兒就不接受「一中」原則的民進黨執政當局,根本上就是連「新三段論」也不可能會接受。如果是在十年前就提出這個「新三階段」,效果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因為,這個「新三段論」的內容,是頗為接近「國統會」作出的「一個中國」涵義的基本精神的。

這就是「欲速不達」、不考慮對岸實際情況而「要價過高」的教訓。從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三個可以談」的論述來看,北京當局似是已經意識及注意到這一教訓。

但在具體操作方面,仍是有「要價過高」的跡像。比如,台灣當局最近在強大民意壓力之下,不得不宣佈允許台灣的航空公司在春節期間試行「兩岸包機」。這是難得的契機,因為台灣航機可以飛進大陸地區的本身,就是已經突破「兩岸關係條例」關於台灣航空器不得進入大陸地區的禁令,亦即是已經撬開了一個「口子」。如果不是貪多躁進,而是穩打穩進,攻及一點再逐步擴大成果,就可上演出一台以「兩岸包機間接直航」來壓迫台灣當局最終放棄「官方談判」的盾牌,同意實施「民間對民間」商談兩岸直航。然而,北京一些主管官員卻嫌「兩岸包機」尚不能算是「直航」,而否定這一方案,連剛撕開的一道「口子」也要填補回去,而非要台灣當局自動「打開大門」不可。這種「要價過高」的做法,很容易會被台灣當局所利用,以「北京也不同意」為由將其收回,從而重蹈過去「欲速不達」的舊轍。

從種種跡像看,江澤民的「三個可以談」,對民進黨執政當局並不會發生任何誘惑作用,因為這個「三個可以談」是有一個「一個中國」作前提的,而陳水扁因受民進黨既定政治立場所限,及出於必須綁固住傳統支持者選票的考量〔陳水扁即使是公開表示接受「一中」原則,也不可能吸收得到「泛藍軍」傳統支持者的選票〕,而不可能會正面回應江澤民的這一呼籲。

不過,江澤民的「三個可以談」,卻對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的領袖及其傳統支持選民,具有很大的誘惑及鼓勵作用。因為這三個標的正是他們過去長期以來的訴求,而要在「一中」原則的前提下進行「三個可以談」的談判,對認同「一中」原則的他們來說也沒有甚麼困難。實際上,連戰在年前籌划參選「總統」時,就已做好當選後將與北京進行政治對話的准備,並將「統派」大將楊力宇、關中、張京育收歸旗下,作其大陸政策高級幕僚,研擬未來新政與北京進行政治對話的計划。因此有理由相信,在二零零四年的「總統」選舉中,倘國親兩黨吸取高雄市長選舉合作破局的教訓,能夠衷誠合作,從而得以奪回政權,江澤民提出的「三個可以談」就可以付諸實施。而反過來,這「三個可以談」,也很可能會在後年初的「總統」選舉中,成為「泛藍」候選人的競選重要「王牌」,使其在選舉中大收「加分」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