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期共花了二十二個月的上海浦東機場磁浮列車於今年元旦正式通車，引起了台灣地區政界和工程界人士的高度興趣，並成為談論話題。有人還將該「世界第一」工程的施工期，與台灣地區各項公共工程拖拖拉拉、耗費時日，尤其是同樣是機場快線的台北市至中正國際機場捷運工程相比，不禁對台灣地區公共工程效率之低，搖頭嘆息。前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邀召「交通部長」林陵三到會，就「機場捷運案」進行質詢時，民進黨籍「立委」邱議瑩就首先發難，指出上海磁浮列車已在元旦啟用，推出了已有六年之久的長生公司「中正機場捷運案」卻在同一天宣佈破局，機場捷運遙遙無期。她質問：「台灣還有多少個六年可以等待？」林陵三只好以兩岸政治體制不同，民主是要付出代價為藉口，以圖逃避責任。他還故作幽默地表示，如果他是在中國大陸擔任部長，「機場捷運案」可能在一年內就可以完成。
盡管林陵三搬出的「兩岸政治體制不同」藉口蒼白無力，但平情而論，卻也是揭示了台灣當局所洋洋自得的「民主建設成就」，是建築在經濟建設緩慢、人民要被迫過苦日子的痛苦經驗之上的。台灣當局以「民主」為理由來抗拒兩岸統一，這個藉口也就完全站不住腳。
縱觀國民黨政權遷台五十多年來的公共工程建設史，大致上可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第一個階段是蔣介石掌政時期，當時蔣介石老是想著要軍事「反攻大陸」，龐大的軍費負擔就擠佔了公共工程建設的經費。而且，蔣介石一心想要在南京「複都」，也沒有多少心思好好地經營台北市。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台灣地區的公共工程建設進度，慢似蝸牛。
自蔣經國先生先後出任「行政院長」及「總統」後，台灣當局眼看「反攻大陸」無望，就「疊埋心水」地進行經濟建設，台灣地區的經濟不但在蔣經國、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人的領導下，突飛猛進，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且公共工程建設也取得了長足進展，「十大工程」傲視全球。而相對之下，祖國大陸當時正是處於「文革」後期及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相對落後。故此，當時的台灣當局是以「兩岸經濟發展不平衡」為由來對抗統一。說來也挺有趣，在祖國大陸有一種主流的說法，是「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站起來，鄧小平使中國人民富起來」；而在台灣地區，曾是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的蔣經國，也是使台灣人民富起來。因此，至今還有許多台灣民眾十分懷念蔣經國先生，也十分尊敬現時仍在世的孫運璿等老先生。
第三階段是李登輝時代，蔣經國時代高速運轉的經濟發展列車又再放緩下來。究其原因，內外因素都有。內在因素是李登輝把一門心思都放在黨內權鬥之中，只顧一波又一波地向外省籍的黨內元老和同志發起鬥爭，而不愿在經濟建設方面有所作為。本來，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有意仿效蔣經國，擬制了一個「十年國建計劃」，如果此計劃能得以落實執行，台灣經濟建設發展可能會再逢「第二個春天」。但以權鬥為樂的李登輝卻嗤之以鼻，後來還把郝柏村趕下台。此後繼任「行政院長」的連戰、蕭萬長等人，亦在這種「政治高於經濟」的氛圍之下，無法發揮才幹。外部因素，則主要是李登輝解除黨禁、報禁之後，一大批海外「台獨」分子以「英雄」姿態返回台灣，與島內的「黨外」人士結合起來，大搞街頭「抗爭」，並透過選舉沐猴而冠，利用自己在「立法院」中的否決權，事事處處地杯葛國民黨當局的建設計劃。在此情況下，李登輝即使是有所覺悟，想搞一些建設，也將會是力不從心。
目前的第四階段，就更不用說了。一方面，是未有思想准備的陳水扁上台後，缺乏自己的執政經濟人才班底，施政粗糙，頻密失誤，三年換了三任「行政院長」，年均每月折損一名「閣員」，其折損率是全球最高的，就連交出了亮麗成績單的「中鋼」董事長郭炎土，也因沒有配合好民進黨在高雄市長的選舉而被「豉椒炒魷」，這叫仍在位者如何能安心工作，又如何愿意制訂中長期工作及發展計劃？另一方面，陳水扁拒不承認「一中」原則，拖延「三通」，對台商赴大陸投資設置了重重阻礙，使台灣地區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大好機會。當然，中國國民黨在喪失了政權之後，在「不服氣」的心態之下，對「扁政府」的施政不予合作，甚至是跡近「無理取鬧」〔前年底「立委」選舉中，民進黨推出的「再怎麼野蠻」競選廣告，就生動地反映了這種情況〕，也使揚言「拼經濟」的陳水扁變成了「跛腳鴨」，只能繼續停留在「拼政治」、「拼選舉」的原地，這叫台灣經濟發展及公共工程建設如何能邁得出腳步？！
拖延了近六年的「機場捷運案」，當然阻力不僅止是來自「立法院」的朝野鬥法，也與長生公司承包「機場捷運案」的動機並不純正，一旦拿不到沿線地產發展的「附加值利益」，就不愿投下巨資，有很大關係。但僅是以上海磁浮列車與「機場捷運案」相比，就可佐証了本欄在中共「十六大」召開期間引述台灣記者的肺腑之言：大陸蒸蒸日上，向上提升；台灣暮氣沉沉，向下沉淪。
這種感覺，何止是到過大陸採訪，親身感受到大陸發展成就的台灣記者懷有，就連尚未到過大陸的台灣中層官員及民進黨高級黨工，也開始萌生。有幾位中層官員就曾問過筆者，大陸的效率為何這樣高？筆者答以曰，一是得益於鄧小平的「不爭論」，二是得益於「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方式：討論時允許各種不同意見發表、爭論，但一旦形成決議，就少數服從多數，心須堅決執行，且雖可保留個人不同意見，但不得將內部爭論情況外泄。這些官員都恍然大誤：這種決策方式有點類似蔣經國先生執政時的做法，但現在即使是蔣經國先生仍在生，在台灣地區以「民主政治」之名的政黨惡鬥，各種政客都以「爭論」為唯一職志，相關決策尚未形成就已在市面上吵翻了天的現實情況下，他也無能為力了。想來，林陵三的「倘若我在大陸當部長」之說，也正是深刻地揭示了台灣高級技朮官僚深刻的無可奈何挫折感。
走筆至此，想到了一個問題：倘若北京當局能多些邀請台灣地區的各類政治人物到大陸參訪，讓他們親眼看到，大陸的「不爭論」及民主集中制下的高效率建設成就，就會使他們明白，其一直自以為傲的所謂「民主體制」，原來卻是台灣經濟建設的最大阻力之一。由此，所謂「民主拒統」的訴求，也就是多麼幼稚可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