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在「元旦祝詞」中，一反去年八月三日拋出「一邊一國論」，及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攻擊馬英九「投共賣台」的氣勢洶洶之態，貌似溫和務實地大談什麼「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並提出與大陸當局「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及「協商和推動兩岸直航及相關的經貿議題」的呼籲。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使人們滿懷戒心，滿腹狐疑﹕這除了是民進黨在施政方面拿不出亮麗成績單，相反卻是狀況連連，而在台北市長選舉中又遭到慘敗，面臨執政危機，而被迫調整策略，以圖拉回中間選票，以求爭取勝選連任之外，是否還有什麼背景迫使陳水扁必須重新祭起「新中間路線」的大旗？

近日，筆者與台北的「綠色」政界朋友聯絡，打聽陳水扁「變臉」的來龍去脈，果然了解到一些內情。原來，陳水扁是受到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布殊總統在其德州農場與江澤民主席會面，在中美關係的一些重要問題上取得了共識，並決定邀請胡錦濤副主席訪問美國，及布殊本人也准備再次訪問中國的情況下，已經決定再次調整台海政策，將原向台灣傾斜的天平調向中國大陸方面傾斜。為了不致破壞這種友好氣氛，布殊曾透過特殊管道，告誡陳水扁不要走得「太遠」。陳水扁擔心將會受到美國「遺棄」，再加上島內政治形勢使然，而不得不再次披上「友善」的「皇帝新衣」。

實際上，正如本欄去年八月間所分析報導，去年七、八間陳水扁突然「變臉」，公然拋出「一邊一國論」，這除了是黨內「新潮流系」抓住對台灣當局造成刺激效應的中瑙〔魯〕建交的機會，向陳水扁煽風點火，使陳水扁頭腦發熱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台灣當局派往華府打探消息的官員得知，布殊總統在國會反對派議員的壓力及其他因素的催使之下，已經悄悄調整了「一中」政策，就是將其前任克林頓對「一中」政策三個支柱的順序，作了調整，將原來排列最前的「一個中國」改排到最後，而將原來排在最後的「台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改調到最前，而且還將其調改為「大陸不動武，台灣不獨立」，而保持位置不變的，就只有位於中間的「兩岸對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陳水扁認為，這一微妙調整，有暗中支持台灣當局背離「一中」原則之意涵，故而以為鴻鵠將至，而將其對大陸政策的基調，從「大膽講話」的較為務實持平，突然轉變為距離「實質台獨」只有數步之遙的「一邊一國論」。

然而，已從過去多年來對台工作中吸取經驗教訓的北京當局，並未因此而一觸即跳，進行大規模的「文攻武嚇」，而是除了由國台辦發言人發表談話及《人民日報》、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之外，並沒有大幅提升「批陳」的規格，使陳水扁等人無法「借力使力」地挑動台灣民眾的民粹主義情緒。更令陳水扁等人失望及緊張的是，江澤民借赴墨克哥出席「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之機，到美國進行工作訪問，並受到布殊的熱情接待，雙方還就中美關係的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了共識；布殊還明確地表達了「不支持台獨」的態度，並重申了「一個中國」的原則。而江澤民提出的以「導彈後撤」換取美國減少以至停止對台灣軍售的建議，也使美國人大感興趣。而且，由於要為切尼副總統訪華和布殊再次訪華營造良好氣氛，美國方面也並不願在台海事務上出什麼漏子。據說，除了是無限期押後陳水扁「過境華盛頓」的要求之外，就是透過特殊管道，向陳水扁說明美國政府對「一中」政策的最新立場──其實是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歷任總統的既有立場，即堅持「一個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台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曾走了一段歪路的布殊只不過是回到原點而已。

布殊之所以作出這一重大調整，當然還有他的「小算盤」在敲得滿響﹕一、美國中期選舉後，國會內共和黨的議席已經過半，亦即不再受民主黨的掣肘，布殊大可不必顧忌來自國會的政治壓力，亦即可以完全自主地推動其台海政策；二、美國攻打伊拉克在即，如要給這次軍事行動進行得較為順利，就必須得到中國的合作。相比之下，美國在台灣的利益就並不是太重要了。對美國來說，陳水扁走向「台獨」，對美國並沒有什麼好處，只能使美國增添麻煩。故此，有必要將台海政策的天秤，再次向中國大陸傾斜。

因此可以說，在江澤民等領導人的運籌帷幄之下，已經化被動為主動，將危機轉化為利基，及時地促使美國當局將台海政策恢複到克林頓訪華時宣示的「新三不」立場上來。這對於對美國人依賴甚深的陳水扁來說，不啻是一個重大打擊，也使「新潮流系」要主導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的企圖，受到重大挫折。而民進黨施政的失敗，導致陳水扁的民調滿意度降至歷史新低，使他面臨「執政危機」，及台北市長選舉顯示了台北市廣大選民向陳水扁投下了「不信任票」，都使己經失去美國靠山的陳水扁，更感到內外交困惶惶然。為了為選票著想，也是為了避免遭到美國人的徹底拋棄，而將已經藏在箱底兩年多的「四不一沒有」再次撿拾了出來。這就是陳水扁「突變」的美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