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市民日報》等本澳媒體昨日報導，專程前往浙江省杭州市採訪特首何厚鏵訪問浙江省新聞的本澳十多名記者，在杭州受到刁難。先是在杭州機場海關通關時，被海關關員諸多留難、阻撓；後是浙江省接待部門清楚明白地向澳門記者宣佈，澳門特首何厚鏵昨日與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會晤及宴請，只容許浙江當地的電視台拍攝採訪，澳門傳媒不可進入，連慣例握手照也被拒拍攝。非但如此，採訪何特首接下來在杭州的活動亦遭遇同一命運：兩地經濟交流會、省政府宴請晚宴，以至翌日的普通活動如品茗及參觀雷峰塔等，只限五名記者採訪。為此，《市民日報》嘆曰：特首何厚鏵上任以來，今次到內地參觀訪問，這種刁難隨行採訪傳媒的情況實在是首見。就連本澳傳媒每年採訪「兩會」國家大事，亦沒有這種情況。特首一直鼓勵本澳傳媒「多走出去」擴闊視野，同時將採訪得來的訊息廣泛報導。但傳媒來到杭州採訪，報導竟受到諸多制肘，獲通知只可用官方圖片、官方新聞稿，豈非與特首推動傳媒發展的熱誠背道而馳？而《澳門日報》的前線採訪記者也議論道：當地政府態度保守，跟不上時代發展，亦阻礙澳門社會了解浙江省的發展情線，雖然兩地不一定有壞處，但肯定沒有好處，亦表現了當地面對傳媒的方式未能跟上時代發展的需要。

這樣的議論，已算是頗為委婉、客氣的了。實際上，昨日筆者就聽到新聞同業內不少更為「尖酸刻薄」的批評。有人說，習書記的開放精神就是少了那麼一「點」，應當改名「刁書記」〔按：「習」字簡體字為「 」〕。也有人說，浙江省高層真是擁有具有「浙江省特色」的不友善對待新聞工作者的「傳統」。──浙江省當局當前刁難、阻撓澳門媒體的採訪活動，是如此；而從中共浙江省委書記位子上內調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以政治手段來整肅《南方都市報》負責人，也是如此。

這個「具有浙江省特色」的不友善對待新聞工作者的「傳統」的提法，雖是也含有「不夠友善」的成分，但卻頗為形象、生動。因為這句話，使我們想起了整整十年前浙江省當局在「千島湖事件」中，以極不友善的態度來對待前往採訪的台灣記者，並因此而引發極為惡劣的政治後果的往事。

實際上，整整十年前的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浙江省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千島湖事件」。由於在「海瑞號」遊船中遇難的二十四名遊客，全是台灣同胞，也由於台灣軍情系統以作案者是身穿「黃色軍裝」〔其實是當時內地的農村青年，大多喜歡穿著沒有領徽的舊軍裝〕，就判斷是「解放軍作案」，並報送此「情報」返台，以致在台灣地區掀起一陣惡浪，李登輝甚至是使用了「土匪政權」之類的惡毒語言。由於這是牽涉到台灣同胞二十四條人命的重大新聞，故台灣各媒體均派出記者前往採訪。但浙江省當局卻是在客觀上是「軟禁」罹難者家屬的同時，封鎖新聞，禁止記者採訪。這就更為加重了台灣媒體對該事件是「解放軍作案」的懷疑，並發稿批評大陸方面「橫蠻無理」、「掩蓋真相」。

本來，在已有廣東省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適當處理境外記者採訪「桂林空難」等突發性事件的經驗〔當時的具體主操者陳開枝，現任廣州市政協主席〕可供借鑑之下，浙江省當局應是可以把「千島湖事件」的新聞發佈及接待台灣媒體採訪的工作處理等較為妥適的，使到台灣記者在得到准確的第一手資料之後，向台灣民眾報導這確是一宗謀財害命的刑事案件，不含任何政治因素，更不是「解放軍作案」。但由於浙江省當局的錯誤做法，卻引發了極為嚴重的政治後果：其一，是發生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台灣當局宣佈開放台灣民眾到大陸旅遊，從而掀起兩岸交流熱之後，首次的大逆轉，台灣當局宣佈停止開放台灣居民到大陸旅遊及暫時停止兩岸交流活動。其二，「台獨」勢力更是借機叫囂，煽動「台灣獨立」。其三，更嚴重的是，此事促成了李登輝撕下了「追求統一，不搞台獨」的畫皮，暴露了其「台獨」的真面目。他除了是攻擊中共是「土匪政權」之外，還在四月中旬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專訪時，以《孤島的痛苦──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為題，大談「台灣地位未定」、「台灣是無主之島」、「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出埃及」、「已出發」…等。這是李登輝「統獨觀」重大轉折的分水岭。

浙江省當局的錯誤處理手法，引起前往採訪的上海《文匯報》駐杭州記者站負責人的注意。他用大量的事實，及由此而引發的嚴重後果，撰寫了一篇「內參」文章，刊發在《文匯報》的「內參」上。此篇「內參」文章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關切，寫下了批示，責令浙江省當局必須立即糾正錯誤。浙江省當局才不得不開放台灣記者採訪。但已是遲了，無法挽回在此之前的惡劣影響。應當說，「千島湖事件」是兩岸關係由好轉壞，「台獨」勢力由勢單力薄轉為「茁壯成長」的一個「重要里程牌」。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也引發全國各地涉台、宣傳、公安等部門引以為鑑。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民進黨籍高雄市議員林滴娟在遼寧省海城市遇害。由於遇害者是民進黨籍公職人員，故該事件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也引來大批台灣記者前往採訪。如果此事處理不好，可能將會引發更為嚴重的政治後果。但在有了「千島湖事件」的教訓之後，遼寧省對台、宣傳、公安等部門就以開放、實務的態度，妥善地進行接待安排。尤其是在時任遼寧省台辦新聞處長的陳永浩〔現任澳門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部長〕的直接操作之下，使到台灣記者頗為滿意，發回的報導都較為客觀、准確，從而避免了可能發生的嚴重政治後果。

想不到，在整整十年之後，浙江省有關當局仍未能接受「千島湖事件」的教訓，在對待自覺遵守有關規定、辦妥採訪申請手續，前往當地採訪特首何厚鏵訪浙江新聞的澳門媒體時，仍然使用了類似「千島湖事件」對待台灣記者的手法。──連對受到國家領導人表彰的澳門特區的記者，都是百般阻撓了，對台灣記者豈不是更為刁難？而且更為諷刺的是，據說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刻下正在浙江參與及指導浙澳交流合作活動，而曾慶紅鑑於香港「七一」大遊行的教訓是極力主張加強內地與港澳特區的交流合作的。浙江省當局應如何向曾慶紅解釋他們這種充當兩地交流「擋火牆」腳角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