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錦輝議員昨午在立法會作議程前發言時的一番話，發人深醒。他指出，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祁俊文關於美國方面在希望澳門立法會通過「博彩信貸法」的同時，也促請澳門政府頒佈一個新的法案──允許賭場在未收回的貸款作撇賬減稅處理。這番言論是片面地著重於維護美國商人的利益，忽視了公平性、合理性，最重要的是缺乏對澳門特區政府的尊重，超越了外交官的身份。因為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適應本身情況的特有法律。外來的投資者在事前便應了解，在進行投資後更應遵守，決不能要求更改法律去遷就個別的投資者。而本地區為了吸引投資，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自然會按需要和自我條件，適當地修訂相關的法例。這是主權范圍的事情，決不容外國干預。

實際上，每個國家都擁有排他性的主權。其法律制度及經濟政策，是這個國塚的內部事務，不容他國干預。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歷程中，盡管有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資金進入中國投資，都是中國政府根據改革開放形勢的需要及國際上的慣常做法，「以我為主」地對有關法律制度進行修改調適，以使之與國際慣例接軌，從來不會遷就外國政府的甚麼「要求」、「促請」來進行修法。總之，對外開放是在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下進行，外商在到中國投資時，應當遵守中國的法律制度，外國政府不能以種種理由來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

澳門是中國中央政府轄下的特別行政區，置於中國的主權管轄之下，同樣亦適用這一原則。也就是說，澳門的法律制度及投資政策，是屬於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也是中國內政的一部份。外商要來澳門投資，廣大澳人表示歡迎，但也希望外商必須遵守澳門的法律制度，而不容許外商抬出其國家的政府部門，出面向澳門特區施壓，要按照它們的習慣及思維來制訂或修改澳門的法例。否則，就是干預澳門內部事務，實質上也就是干預中國的內政，要澳門的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跟隨其「指揮棒」起舞。

其實，按照「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相關規定，澳門特區作為中國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區域，在全國人大的授權之下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權。亦即除了國防、外交等中央權限范圍內的事務之外，澳門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及享有中央授予的其他權力。凡是屬於澳門特區內部的事務，中央政府並不插手干預。因此M既然為經濟事務立法是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連中國的中央政府都放手讓澳門特區自行管理，那麼，外國政府就更不應指手劃腳、說三道四了。

而祁俊文的那番言論，顯然是美國人慣於做「國際警察」、喜歡干涉他國內部事務的壞習慣的又一次「小型發作」。然而，祁俊文所提出的兩項訴求，其實與美國政府的利益並無多大關聯。這就使人不禁發出疑問：祁俊文的「促請」，究竟是代表美國政府而為之，還是受某美資賭商之託，利用其外交官的身份，「扯起大旗當虎皮」地向澳門特區施加壓力？如果是後者的話，這位外交官在受某美資賭商之託時，是否含有利益交換？

實際上，從另一美資賭商並未提出類似的要求，相反還在與澳門特區簽署賭約之後，當即雷厲風行地履行賭約，以最快的速度興建了「金沙」賭場，而其合伙人也高效率地改建「華都」賭場的情況來看，所謂「博彩信貸法」及「借貸撇賬減稅」制度，並不是美國政府的主張。否則，這家美資賭商就必會服從其國家政府的政策主張，等到澳門特區滿足了美國政府的「促請」要求之後，才落實在澳門的投資計劃。同樣道理，祁俊文所提出的兩項主張，也不是美資賭商的主流意見。在此情況下，這位外交官為其中一家美資賭商所作的「促請」，就顯然並非是政府行為。──美國政府正在需要中國政府在朝核、伊戰聲問題上為其解困之際，是沒有理由會為了一家美資賭商的非公眾利益，去冒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風險的。然而，由於祁俊文具有外交官的身份，外交官在其駐在國就是其國家政府的代表，更由於祁俊文說這番話是在一個官方的儀式之上，就更是帶有「外交」的色彩，故又偏使這番「促請」變成了「政府行為」。這種濫用公權力的作為，是外交工作的一大犯忌。

值得注意的是，祁俊文所要「促請」澳門特區盡快通過的兩項法律制度，其中的「博彩借貸非刑事化」及「可循司法途徑追討賭債」的核心內容，與中國內地的相關法律制度是存在著法律衝突的。尤其是在內地實行居民「個人遊」港澳政策之後，澳門各家賭場的內地賭客的比例，將會大幅增升。相信，內地遊客在澳門進行賭場借貸的機率，也必然會隨之增加。然而，按照內地的法律制度，不但是賭博是屬於犯罪行為，而且金融體系外借貸也屬非法行為﹔如倘因賭場借貸而實施禁錮追債，更須負刑事責任。但若澳門特區按照某家美資賭商的要求進行立法之後，在澳門特區與內地已建立司法合作制度及打擊跨境犯罪活動機制之下，在澳門被視為「合法」的追收賭債行為，如跨境到了仍將此類行為視為「非法」的內地實施，應當如何處置？這是一個仍待兩地協商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此意義上，祁俊文的「促請」，實質上也是不顧此實際情況，故意要扔出一個難題，令正受此問題困擾的澳門和內地立法、執法和司法部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