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的二零零四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李遠哲第三度作為「中國台北」的代表出席。他在抵達聖地牙哥時即舉行記者招待會，聲稱在這次「APEC」峰會中，如果有機會遇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話，將向胡錦濤傳達陳水扁陸續釋放的善意，並希望在「九二香港會談」及「九三汪辜會談」的基礎上邀請汪道涵訪台。據台灣媒體報導，其實這幾點也正是陳水扁向李遠哲所交託的任務。由此可見，李遠哲這次赴會，除了是出席會議的「正業」之外，還負有配合陳水扁發動抽脫一個中國原則及「九二共識」的「復談攻勢」的任務。也由此可見，陳水扁意圖利用發動「復談攻勢」來大耍權謀手段──倘北京正面回應「恢復談判」建議，就可破其「只有回到一中立場才可進行談判」的「局」；如予以拒絕，台灣當局就可將「麻煩製造者」的帽子扣在北京頭上，以爭取白宮將台海天秤向台灣方面傾斜，已是無所不用其極。

然而，在聖地牙哥的四天時間內，盡管李遠哲力圖尋找一切機會來接近胡錦濤，但總因種種主客觀原因而未能如愿。前日，在「APEC」峰會的閉幕式上，李遠哲逮住各經濟體領袖在智利總統府拍照留念前有空隙時間的機會，終能與胡錦濤寒暄了幾句。事後，李遠哲掩飾不住其喜孜孜及洋洋自得心情，召開記者會宣佈此事，聲稱他曾與胡錦濤有簡短交談，氣氛很好，談的是與會議有關的事，例如能源、經濟發展等議題，沒有談兩岸的事，也沒有向胡錦濤轉達陳水扁釋放善意及邀請大陸海協會汪道涵會長訪台的事，因為這不是參加「APEC」的項目。

然而，隨同胡錦濤赴智利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卻隨即指出，李遠哲趨前問候胡錦濤，李遠哲與胡錦濤進行簡短交談，最核心的一句話是胡錦濤強調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因此，如果李遠哲認為雙方談得很融洽，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個談話的中心就是 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孔泉的這番話，連消帶打，既揭穿了李遠哲所謂「沒有談兩岸的事」的謊言，進而公佈了胡錦濤當面向台灣來的代表宣示一個中國原則的事實，又套用李遠哲關於他與胡錦濤接觸時「氣氛很好」之語，坐實了台灣來的代表並未對胡錦濤重申的一個中國原則表達任何反感和抗拒。

因此可以說，李遠哲其實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沒有完滿地完成陳水扁所交託的任務，喪失了一個台灣當局認為可以當面向大陸領導人發動「假和緩，真台獨」「復談攻勢」的難得機會，相反還被大陸領導人當面訓誨了一番，接受了一堂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教育。此消息傳回台北後，其「扯線人」陳水扁、邱義仁等必被氣得直罵「所託非人」。

實際上，李遠哲本身就不是一個政治家，連政客也不是，根本不應縱身跳落政治活動這個大醬缸。當年他以遏止向下沉淪、促進向上提升為由，跳出來相挺陳水扁。但陳水扁當選後，黑金貪贖及行政不公比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更為嚴重，端的是「向下沉淪」。選後他參與的一些活動，如牽頭組織「兩岸跨黨派小組」等，在陳水扁拒不承認一中原則的政治大氣候之下，也只能是一籌莫展、一事無成。

更為天真的是，就在前日的記者會上，李遠哲竟然聲稱，陳水扁能否親自出席「APEC」，兩岸關係是否改善是關鍵。如果兩岸關係改善，這不是不可能的事，否則可能性較小。

李遠哲的這番話，就顯示他作為「中國台北」出席「APEC」峰會的代表，竟然沒有做好功課，連「中國台北」參與「APEC」的歷史背景及相關條件限制都不懂。實際上，台灣當局的領導人能否出席「APEC」峰會，關鍵是在於一個中國原則，而與兩岸關係如何無關。否則，在兩岸關係相對較為融洽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期，李登輝早就有機會直接出席「APEC」峰會，而不是由辜振甫、蕭萬長、江丙坤等人代表了。

實際上，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簽署的關於中國、「中國台灣」及香港三方參與「APEC」的《諒解備忘錄》中，就明確規定，中國作為主權國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台灣、香港作為地區經濟實體以「中國台北」和「香港」〔回歸後改為「中國香港」〕的名義同時加入「APEC」。台灣當局只能 派主管與「APEC」有關的經濟事務部長參加會議，台灣「外長」和「副外長」不得與會，「APEC」各方將嚴格遵守並確保上述協議的實施。後來，又增加了一項將不在台灣舉行「APEC」會議的內容。從以上各項中不難看出：一、台灣和香港從法律上在「APEC」都被定位在「地區經濟」上，「APEC」只承認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台灣當局出席「APEC」會議人員的級別和在台灣地區開會都受到嚴格限制。這個《諒解備忘錄》的簽訂，為中國人民在「APEC」反對台灣當局拓展其所謂「外交法律空間」、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

台灣當局不是沒有嘗試過要進行突破此限制的努力。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首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台灣當局藉口《諒解備忘錄》沒有就台灣參加領導人一級會議作出規定，試圖讓李登輝作為「國家元首」的身份出席。遭到拒絕後，才提出讓時任「經建會」主委的蕭萬長冠上李登輝「代表」、「特使」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頭銜出席。但之後，蕭萬長只能以「經建會」主委的身份參加會議，並由此形成了「西雅圖模式」。一九九四年，台灣當局再次企圖讓李登輝參加在印尼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但由於印尼政府表示遵守上年的「西雅圖模式」，使其設想落空，並使「西雅圖模式」固定了下來。因此，李遠哲的所謂兩岸關係改善陳水扁就可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說法，根本上就是抵觸了「APEC」確立了的「西雅圖模式」，是不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