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以來，華盛頓上空就飛著三隻「鷹」：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和副國務卿博爾頓。如今，沃爾福威茨已被提名為世界銀行行長，而博爾頓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提名，在經歷了五個月的參議院及其外交關係委員會討論都無法通過之後，獲布殊總統使用美國憲法所授予的權力，利用國會休會期於本月一日直接任命為駐聯合國大使。按規定，博爾頓的任期將到二零零七年一月美國新一屆國會組成後為止。就此，國際媒體都評論曰：布殊向聯合國撒出一隻「鷹」。

實際上，博爾頓是在美國政府諸多外交官員中，對聯合國的態度最為藐視、最為強硬者。他曾經聲稱，聯合國是一個沒有用的機構，聯合國大樓有三十八層，拆掉十層也沒有關係。他在任職副國務卿期間，極力反對美國交納拖欠的聯合國會費。為此，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表達過對博爾頓被提名為駐聯合國大使的某種程度的關切。但為何布殊仍不顧各方面的反對，堅持要任命他出任駐聯合國大使？看來，除了是布殊要對這位在二零零零年總統大選爭議中為他打贏官司的「有功之臣」予以酬庸回報之外，更是要借助波爾頓對聯合國的強硬態度，更堅決地推行美國政府的對聯合國政策，以便更好地控制、改造和利用聯合國，以及改革聯合國安理會。

博爾頓是最早鼓吹聯合國改革的美國政府官員之一，他的「鷹眼」盯上聯合國已經有十多年了，但他的「改革」方案與眾不同。他曾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鼓吹，美國沒有法律義務向聯合國繳納會費。他還曾在右翼雜誌《標準》周刊上發表聳人聽聞的文章《安南篡奪聯合國權力》，對安南實行人身攻擊。二０００年他出任副國務卿不久，即聲稱「如果現在重組安理會，就應該只有一個常任理事國，這樣才真正反映世界的權力分配」。

因此，他在八月二日走馬上任並向安南遞交國書後，當即與英法日等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舉行會談，討論安理會改革事宜。隨後，又與中國常任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會面，討論阻擊日、德、印、巴四國聯盟入常計劃的策略。

就此事顯示，博爾頓日後在駐聯合國的工作中，還是十分重視與中國的溝通和合作的。中國政府及其駐聯合國代表團，應當好好地把握這一有利機會，充份調動博爾頓愿與中國溝通合作的積極性的一面，用以淡化及軟化博爾頓對台友好，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另一面。

實際上，博爾頓一直被台灣政界視為「友台」的「藍軍」人物。五年前他在被布殊提名為副國務卿的國會聽証會上，就聲稱「台灣加入聯合國符合美國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也說明台灣符合作為國家的條件，因此符合加入聯合國的條件」。而當時布殊公開發表的一些「友台」言論，包括「必要時軍援台灣」等，據說他介入運作的影子甚深。他還公開支持過台灣當局「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因此，當今年三月中旬布殊提名博爾頓出任駐聯合國大使消息傳出後，許多台灣綠色政客額手稱慶，並有所憧憬。寄望他能在其任內，運用其權力和影響力，協助台灣當局打進聯合國下屬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尤其是今年十月召開的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紀念大會時，能協助台灣當局派出代表「以適當名義」出席〔其理由是：「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創始單位之一〕。並在聯合國今年及此後歷年的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審議是否將台灣當局「重返聯合國」議案列入大會議程時，上台為台灣當局「說幾句好話」，以促成改變以往「反對聲音一面倒」的不利情況。至低限度，也寄望博爾頓以私人邀請到辦公室作客的名義，邀請台灣當局的官員進入聯合國大廈參觀，實現台灣當局被驅逐出聯合國三十餘年來，首次的「另類重返聯合國」。

博爾頓的「友台」態度由來已久。這除了是出自其本身的「鷹派」立場之外，也與他曾從台灣當局手中拿到利益，有一定關聯。實際上，當年他在出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就以台灣當局「顧問」的身份，受台灣當局的委托，以三萬美元的代價，撰寫三篇研究報告，為台灣當局加入聯合國尋找國際法「出路」。他的「研究心得」是：一、台灣當局具有固定的土地、人民和「主權地位」，具備了「國家」資格；二、基於朝鮮和韓國、東德和西德的慣例，台灣和中國大陸也可以循例各皆擁有聯合國席位。不過，他的這三份「研究報告」，雖然哄得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一陣開心，但卻令具有真正國際公法專業素養的台灣學者搖頭，認為他顯然不懂國際公法。因為基於國際公法「承認」的原則，目前全球有近一百七十個國家承認「中國只有一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若無中國同意，台灣根本不可能「加入」聯合國。何況，在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已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將台灣當局驅逐出聯合國，這個決議也難以收回。但台灣當局明知如此，仍然花錢請這位「法盲」為台灣說話。實際上，台灣的一家英文報章，就一直出高稿酬請他撰寫「友台」文稿。

然而，在「屁股指揮腦袋」的官僚文化中，博爾頓的「友台鷹派」態度，並非是沒有調改的空間。實際上，由於在參議院及其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証會上，有參議員質疑和反對他的抵觸美國政府「一個中國」政策的態度，也有五十九名外交官連署聯名信反對他出任駐聯合國大使，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他曾經擔任有給職的台灣問題研究員，支持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在面臨強大「火力」之下，博爾頓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命題，立場似有退縮。他聲稱，他當年有關台灣的評論是以作為公民的私人身份提出的，當時他在智庫工作，仍屬公民的私人身份，是以這樣的身份討論這個問題，而非以負有政府官員責任的身份提出。但在未來出任公職之後，將遵守美國政府現行的台海政策。不過，他卻又聲稱，「我並未從這個看法退縮，但時間和潮流都在向前移動」。也就是說，在心底上，博爾頓還是堅持要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立場；但在駐聯合國大使的公職上，他必須與布殊政府保持一致。

為此，這就給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一個「改造」博爾頓「右台」態度的有利機會。尤其是在布殊十分需要中國在伊戰、反恐、朝核問題上的合作，生怕有變的情況下，應當緊緊抓住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也須中國合作的有利機會，促使必須向白宮交出政績的博爾頓亦在台海問題上乖乖地與中國合作。而博爾頓上任首日即與王光亞會晤的事例，就為這種雙向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