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本欄以《王毅將率軍提升對台研究工作戰略思維 》為題，述評了新任中台辦、國台辦主任王毅履任後的兩次公開談話，都談到了進行對台戰略研究的重要性，必須切實提高理論水準和戰略思維，求真務實，與時俱進。既要開展全局性、戰略性問題研究，又要加強前沿性、動態性問題的研究，瞭解台灣社情民意的實際狀況，把握台海局勢發展的趨勢，探索兩岸關係發展的規律，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為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作出貢獻。他還指出，今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上面臨許多亟待研究的新課題。例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內涵是甚麼、架框如何建立、重點是甚麼、難題有哪些？兩岸雙方應該各自或共同採取那些措施？如何循序漸進、卓有成效地推進兩岸協商進程？如何把握兩岸互動中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外部環境等各種要素的複雜關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會遇到哪些障礙和風險？如何妥善化解和應對？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從理論、政策和實務操作等方面，深入思考、積極探索，以凝聚擴大兩岸同胞的共識，共同致力於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踐。

為此，本欄認為，王毅在這裡提出的幾個「如何」、「甚麼」、「哪些」，都是在台海上空「雨過天晴」後，兩岸關係向前和平發展將會遇到的新特點、新問題，需要涉台機構和兩岸同胞集思廣益，予以妥善解決。而且，其中有些問題是屬於戰略高度的層次，必須以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提前進行研究，以力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臨急性研究，爭取牢牢掌握主動權。而值得注意的是，王毅的這兩次對「海研中心」及其所主辦的研討會的談話內容，都緊緊圍繞胡錦濤關於新形勢下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的相關論述。由此可見，在「雨過天晴」的兩岸關係新形勢下，大陸方面的涉台工作的定位及主要任務，是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當然，這與胡錦濤「當家」後就對台工作先後發表的幾個「四點指示」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這就對大陸的涉台研究機構及台灣問題研究專家們，提出了新的而且是更高層次的任務。而且也是鼓勵他們「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不要萌生「船到碼頭車到站」之意。王毅有關「新課題」的講話內容，就如「及時雨」般，向他們敲響了警鐘：按照胡錦濤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張，今後兩岸關係發展必將會面臨許多亟待研究的新課題，需要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千萬不要洩氣鬆勁。這更給國台辦研究局、「海研中心」、全國台研會、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及各大專院校、各地的台灣研究院、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研究應急性、前沿性、動態性的問題，更要跳脫雜務，提高理論水平和戰略思維，進行戰略性、前瞻性的研究。

其實，王毅在這一系列談話中，還有一個重點，是必須緊緊掌握的，那就是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需要兩岸雙方發揮政治智慧、積極面向未來。兩岸關係在面臨難得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存在著歷史遺留問題和今後難免遇到的新問題。如何做到積極抓住和切實用好機遇，冷靜務實地對待和化解分歧，保持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是兩岸雙方共同面臨的課題。同樣道理，在進行對台研究中，也應充分發揮政治智慧，積極面對歷史遺留問題和今後難免遇到的新問題。這與上面所說的不但要研究應急性、前沿性、動態性的問題，更要跳脫雜務，提高理論水平和戰略思維，進行戰略性、前瞻性的研究，無論是在原理上還是在具體操作上，都是相通的。

這是因為，對台工作從來就是十分複雜的政治鬥爭。而北京過去的對台工作指導方針，也顯然是建基於「政治門爭」這個「綱」之上。無論是五十年代初提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口號的時期，是如此；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江澤民提出「江八條」之時，也是如此。其中，毛澤東指揮「八•二三炮戰」過程中的「打政治仗」手法，簡直是出神入化，駕馭自如，爐火純青。即使是在人員配置方面，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也基本上是在立足於「政治工作」的基調上進行。「文革」前不必說了，就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委派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現國家安全部〕部長的羅青長主管對台工作；「文革」後，鄧小平起用的對台工作負責人先後是楊蔭東、楊斯德、丁關根、王兆國等人。其中楊斯德長期在軍隊〔三野系統〕中任「敵工部長」，「淮海戰役」的第一仗，就是他奉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之命，深入虎穴，向表面上是「徐州剿總副司令」、實質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的張克俠、何基灃轉達「起義」命令，並現場指導了戰場起義，為「淮海戰役」的最後勝利打下了良好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長期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因此，既然台工作是一門政治工作，就應配備政治人才，在注重經貿交流，以商促統的同時，加強政治戰略研究。否則，即使是盡心盡力地工作，甚至是廢寢忘餐，但由於受其專業領域才能及經驗所局限，也可能會「專業不對口」，力不從心，事倍功半甚至是南轅北轍。因此，中央將對台工作的主軸定調為兩岸經貿交流，以商促通，以商促統，是對頭的。實際上這二十年來兩岸經貿交流在「反獨促統」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與此同時，也不應把對台工作停留在兩岸經貿交流，更不能只是將主要的精力投放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務方面，而淹沒了對台工作應當擺在第一位階的政治鬥爭，尤其是長遠的政治戰略、策略研究，對台灣政情變化及早作出預警並提出預防及因應方案的重要工作。

現在，中央把擁有豐富對外談判鬥爭經驗王毅安排在對台工作線領軍位置，而王毅又十分重視對台戰略研究，相信今後的對台工作，就更能掌握主動。當然，如能適當地調整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分工合作關系，其中「中台辦」專門承擔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的責任，其主要職責和職能就像羅青長、楊蔭東、楊思德等人擔任其主任時期那樣，專門進行對台政策和策略的研究和制訂，從而把那些紛繁瑣碎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務，以至九洲圖書出版社、海峽旅行社、台灣事務法律諮詢中心等事業單位，都歸由「國台辦」負責，使到「中台辦」可以從那些兩岸經貿、教育、文化等方面交流事務工作的汪洋大海中跳脫出來，專門去了解掌握國內外涉台事務的重要信息，調查研究對台工作中的情況和問題，研擬對台政策、策略及提出開展對台工作的意見。這對於提高理論水平和戰略思維，提高行政效率，都有好處。而且，也與台灣地區目前的「黨政分開」狀況相適應，避免對岸諸如甚麼「第幾軌道」之爭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