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其真主席昨日在立法會辯論行政法務領域明年度「施政方針」中指出，司法獨立應是指司法裁決獨立，但若政府以「司法獨立」為藉口，將法院運作問題置諸不理，是不負責任的。她表示，案件審理往往排期兩年，等待判詞需要三年，全世界也沒有這種現象。為此，她建議政府研究改善法院運作，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包括增加法官人數，交由立法會討論。她強調司法效率問題必須正視，否則立法會也難以交代。

曹其真主席這番話，一語中的，把本澳司法系統效率不高的問題徵結－－《司法組織綱要法》對司法官人數的限制，揭露了出來。如果說，在澳門回歸之日的「午夜立法」時，因澳門回歸是「前無先例」，在制定《司法組織綱要法》時，尤其第三十一條（附表一），三十八條第一款（附表二），第四十六條第一款（附表三），第六十五條第一款（附表五）對司法官編制數額是偏於「保守」，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澳門回歸已經九年，實踐也已證明《司法組織綱要法》的司法官編制已不適應澳門特區司法運作，仍不作修改調整，那就是不可理喻了。

實際上，按《司法組織綱要法》第三十一條（附表一）規定，第一審法官法官編制共二十八名，其中合議庭主席四名，初級法院法庭六名，初級法院法官十二名，刑事起訴法庭二名，刑事起訴法官二名，行政法院法官二名。第三十八條第一款（附表二）規定，中級法院法官五名。第四十六條第一款（附表三）規定，終審法院法官三名。第六十五條第一款（附表五）規定，檢察院司法官編制共二十三名，其中檢察長一名，助理檢察長七名，檢察官十五名。另外，第五十三條（附表四）則規定，終審法院辦事處人員編制共五名，其中書記長一名，書記一名，助理書記一名，庭警一名，司法繕錄員一名。

而按「澳門法院網站」所載二零零七年度統計資料顯示，初級法院在二零零七年度受理案件共二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宗，其中有八千九百四十九宗為承接上年未結案。以《司法組織綱要法》規定的第一審法院法官編制二十八人計算，平均每名法官每年需要審理七百五十五點九宗案件。扣除節假日和「年度司法假期」，平均每名法官每日需審理四宗以上案件。更何況，一些案情較為重大、複雜，被告較多的案件（以歐文龍涉貪案件的家屬、商人案為例），再加上必須由三名法官組成合議庭，這就使法官的「供求關係」與「人力資源」更形緊張。這麼沉重的工作壓力，還須維護較高的審理品質，當然是難以負荷 。這也就難怪，去年q的結案數字只有一萬零七十五宗，結案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點六。再把將一萬一千零九十宗案件，拖留到二零零八年度處理。年復一年的拖延、積壓之下，就必然造成曹其真主席所指的「排期兩年，等待判詞需要三年」的現象了。

這種案件數量與法官人數比例不正常的現象，據說在全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司法機關中，也是較為罕見的。過去曾有人埋怨，為何在回歸前後，招收那麼多的司法培訓學員，培訓出較多的司法官，而現在司法培訓中心的培訓進度極慢，而且名額大為縮減，幾百人報名只錄取一、二人，因而懷疑是否已進入司法官序列者大搞「既得利益保護」，以「多個香爐多個鬼」的心態，阻止更多司法官進入司法機關？現在看來，這種猜測也真的是委托了司法官培訓中心及現職司法官們。因為問題的徵結，並不在於他們是否樂意招收數額較多的新人，而是在於受到《司法組織綱要法》所規範的司法官編制名額的限制。

以二十八名司法官去承擔審理二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宗案件的任務，真是不可思議。為了提高司法效率（當然從中也是為了提高司法品質），也是為了減輕司法官的負擔，確是需要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以增加司法官編制的時候了。

其實，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也是要吸取「歐文龍案」，及適應《維護國家安全法》實施的需要。前者，因為《司法組織綱要法》第四十四條「性質及管轄權」第二款第八項規定，「審判行政長官、司長及立法主席在擔任其職務時作出的犯罪及輕微違反的案件，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是屬於終審法院管轄。這就剝奪了上述「三種人」的上訴權利，完全違反了在澳門實施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五款「凡被判定有罪者，應有權由一個較高級法庭對其定罪及刑罰依法進行複審」的規定，有違司法公正原則。因此，必須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對上述「三種人」的審理管轄權及程序，進行矯正。

後者，既然《維護國家安全法》是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統一的法律，那麼，審理受該法律管轄的案件的司法官，就應是中國公民。否則，就會變成另類的「侵犯中國國家主權」。而且，在審理觸犯《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六條「禁止竊取國家機密行為」條文規定的案件時，也只能由司法官中的中國公民執行，而不能由司法官中的外國公民審理。否則，他們就會接觸到案中的物證－－「國家機密」。這又形成了另類的「泄露國家機密」。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由於初級法院的法官較多，尚好調度安排。但當逐級上訴到終審法院時，由於終審法院只有三名法官，其中有一名是葡籍法官，屆時終審法院就很難組成合議庭。因此，在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時，也須一併考慮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