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光公司昨日舉行酒會慶祝成立六十周年。特首何厚鏵在致詞中說，六十年前，南光公司代表偉大的祖國，肩負起神聖的使命，在澳門紮根和奮鬥。在一段漫長的歲月中，南光公司領導駐澳中資機構，團結澳門各界人士，供應社會生活所需，推進愛國愛澳事業，讓廣大澳門同胞時刻感受到祖國的支持與關懷，為澳門最終順利回歸祖國，做出了無可代替、實至名歸的貢獻。南光公司董事長許開程在致詞中也指出，六十年前，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南光公司在澳門掛牌成立。祖國改革開放以後，南光公司充分發揮國家窗口公司作用，始終以國家和澳門的需要為企業立足根本，大力配合特區政府實施經濟適度多元化政策，為澳門的繁榮穩定盡職盡責。這兩段致詞，都把「南光公司」在澳門近代史中的特殊地位，畫龍點睛式地「點」了出來。可惜，因為是酒會致詞，或許還有澳門雖然已回歸祖國，但仍屬實行「一國兩制」的特殊原因，而未能把南光公司的輝煌發展史尤其是其「特殊性」詳盡道來，以至未能詳盡介紹南光公司的光輝歷史，仍讓人感到有所「缺失」，有所遺憾。

實際上，筆者對未能詳述南光公司的史跡，就有過評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當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程來澳舉辦兩場澳門文史資料徵集工作座談會時，筆者就提出了「澳門文史資料徵集工作不應遺漏南光發展史」的問題，認為由馬萬祺、吳福牽頭組織澳門文史研究會所進行的澳門文史資料徵集工作，主要是圍繞著社團史、行業史、人物及家庭史、重大歷史事件等四個系列進行。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但似是仍有不足之處，就是疏漏了在澳門歷史發展中佔有極為重要地位的「南光發展史」的史料徵集工作。過去，可能是因為澳門尚在葡國人殖民管治之下，事涉敏感，不方便進行這方面的工作。而在澳門回歸之後，「南光發展史」已不是忌諱話題，而且即使是按照國家有關保密法律的規定，當年組建南光行的歷史資料也早已超過了保密年限。因此，趁柯正平等老同志仍然健在之時，及早將這部份寶貴歷史搶救出來，相信可以填補澳門發展史以至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段空白。而在這方面，即使是在政治上比澳門更為敏感的香港，也早已挖掘及公開了一些史料，包括八路軍香港辦事處，香港淪陷時營救滯港知名文化界人士，喬冠華籌建新華社香港分社，錢之光創辦華潤公司，以及「兩航起義」等重要歷史，都已公開發表或出版。另外，內地的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戰後初期中共與港澳進步文化》等書籍。這就顯示，此類史料早已脫離了「敏感」、「保密」的範疇。有此作比照，在進行澳門文史資料徵集的工作中，是應當將「南光發展史」列入其徵集範疇之內的。

二零零五年十月，前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曾被海外媒體形容為「澳門地下總督」的柯正平以八十四歲高齡逝世時，筆者又以《從柯老仙逝談到接收中共在澳活動史料》為題分析認為，柯老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也是為澳門社會進步繁榮鞠躬盡瘁的一生。人們常說，與香港的情況不同的是，在澳門的主要中方機構，都是柯老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手創辦起來的。實際上，在早期香港的幾家中方機構，如香港新華社、華潤公司等，是分別由喬冠華、錢之光等人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命令，攜帶資金到香港創辦的。而在澳門，則據說是柯正平奉東江縱隊指示到澳門開闢工作後，以個人在香港和澳門的經商所得，先後創辦了南光行、南通銀號、中旅社等商號，以經商為掩護，進行中共的地下工作的。在新中國成立後，他把上述商號都無條件奉獻給國家，使之成為中央或國務院的駐澳機構。其中的南光行，有部分職能即是當今的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區辦事處〔澳門中聯辦〕，是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的派駐機構，享有正部級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部份則是現在的南光集團公司，曾隸屬於國務院外貿經貿部，是大型國有企業，其現任董事長據說也擁有副部長級的職級。僅就此而言，柯老的貢獻，有其特殊的性質，具有濃厚的「個人特性」，更遑論後來他在擔任中方機構負責人所進行的工作方面，與香港中方機構負責人的「共性」貢獻。隨著何老的仙遊，留下了不少遺憾。其實，早在一九八七年澳門新華社成立時，筆者就曾在報章上提出了搶救及整理澳門南光公司史的命題。後來，又曾在《華澳人語》欄中，提出了搶救包括澳門新華社發展史在內的澳門中共活動史的問題。甚至還不避忌諱，指出柯老年事已高，應趁他仍健在，搶救活的口述歷史。現在，隨著柯老的仙遊，看來日後在挖掘整理相關史料時，將會增加一定的難度，殊為可惜、至為遺憾。

其實，近年內地的一些公開出版的如《澳門歸程》、《柯麟傳》、《紅醫將領傳》及《黨史文獻》等雜誌上所刊發的文章，及連通全世界的網站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人民網》等，都已陸續刊出了一些「內幕」。比如，由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珠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山市辦黨史研究室編著，廣東人民出社出版的《澳門歸程》一書就有如下的敘述：早在一九四八年中，柯麟、柯正平、馬萬祺，設立了一家貿易公司南光公司，由柯正平任總經理。一九四九年底，為了支援人民解放軍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柯麟根據黨的指示，與他的弟弟柯正平及何賢、馬萬祺等愛國人士一起，通過南光公司及其他種種渠道，組織內地急需的糧食、五金、器材、汽油等應用物資，運回內地，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萬山群島。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後，國際反華勢力宣佈封鎖中國沿海，禁止多項物資輸入中國，柯麟等在葉劍英的指示下，大力發展南光公司的業務，承擔起為祖國建設進口急需物資的光榮任務。

又如，《黨史文獻》上刊登的《霍英東：冒險援朝闖「禁運」》一文，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發表的《澳門關閘事件：新中國第一次對外武裝衝突》一文，也有上述的介紹，並特地指出，長期以來，中共在澳門一直有黨組織和黨員在秘密活動。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在澳門的組織處於秘密狀態。但在抗美援朝后，中共在澳門的有組織活動逐步半公開化。在澳門，設有中共澳門分黨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而港澳工委的上級則是葉劍英為第一書記的華南分局。澳門分黨委的對外活動由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出面。葡萄牙澳門當局承認柯正平和南光公司是中國政府在澳門的代表。

由此可見，南光公司的光榮歷史，已不是甚麼「秘密」，也不應有所諱忌。既然連香港中聯辦的前身－－香港新華社和香港華潤公司的歷史都可以出書了，那麼，長期處於「半個解放區」的澳門的南光公司的發展史，就更應該總結出來並公開出版，作為寶貴的歷史資料及激勵愛國愛澳精神的生動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