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聯合報》前日獨家報導了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研究員、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在由北大舉行的第六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上發表的論文，其中的批評馬英九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是「和平分裂」的觀點，在台灣地區引發一陣震動。民進黨人當然是聞聲暴跳如雷，而「急統派」也理所當然地拍手叫好，而在自認為是「深藍」的國民黨人內部，也有不同反應，錯愕者有之，驚訝者也有之，懮心者更有之。他們聯繫到連向來被台灣媒體視為北京涉台學者中的「鴿派」的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前院長徐博東，在《海峽時報》撰文談論其參加「兩岸一甲子」研討會的感受，使用了平時較為少見的激憤語言，直呼台北的「政治水溫很冷」，並指出台北的「政治水溫」冷就冷在，出席會議的個別綠營學者氣焰十分囂張不必說了，令人「訝異」的是某些藍營學者一改在野時期的政治態度，公然否認「兩岸一中」，聲稱如果大陸堅持「一中」，「兩岸就沒得談」！一付重新上台執政後換了位子就翻臉的架式，恰好驗證了台灣政壇的一句流行語：「屁股決定大腦」！因而擔心北京正在形成可能會成為主流的不信任馬英九的情緒。

羅援本來只是解放軍內的文職戰略研究人員，並不在決策核心位置，但為何其說話會引起台北如此的重視和關切？可能是與其家世背景有關。因為他的父親羅青長，不但是極為資深的所謂「特工總頭目」－－早在延安時期就在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工作，此後一直在中共中央情報部／調查部任負責職務，並曾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協助周恩來處理外交、情報、對台事務。一九七五年秋冬，周總理在病中看了《參考消息》轉載獲特赦赴台未遂滯留香港的蔡省三，在《七十年代》發表的對贛南跟隨蔣經國人員的回憶後，在《參考消息》的報眉上寫下了一段批文，還一連寫了「託、託、託、託」，並召來羅青長，委托他調查了解當年贛南系統人員的現況，因而羅青長成了周恩來臨終前最後一個被召見的部長級官員。此「託、託、託、託」之語，成為一段佳話，也成為許多描寫周恩來晚年事跡的文藝作品的一個重要情節。但有那麼一個冒充「周恩來私生女」的女騙子，在其《叫父親太沉重》的偽書中，竟然將之篡改為周恩來委託羅青長尋找她。粉碎「四人幫」後，羅青長以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身份，兼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的首任主任。許多重要的對台政策文件，如《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及廖承志致蔣經國的信，鄧穎超致宋美齡的信等，都是在其任內推出。

羅援生長在如此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而且其專業及職業之一就是涉台軍事戰略研究，當然是對北京的涉台事務歷史和對台政策了解甚詳。而且，也理所當然地受到同樣擅長於戰略研究的民進黨「新潮流系」的注意。因此，他在前日的研討會上透露被喻為「新潮系戰略之神」的邱義仁曾到北京見過也，而邱義仁聲稱民進黨的戰略是把「台獨」視為只是一個口號，應是可信的。不過時間點應是在陳水扁第一次參選「總統」前夕，因為此時「新潮流系」正為陳水扁粉飾「新中間路線」，主導制訂《台灣前途決議文》以掩飾民進黨的「台獨黨綱」，邱義仁向羅援所透露的正是此時民進黨的戰略轉變。而在陳水扁上台之後，由於邱義仁曾先後在「國安會」、「行政院」、「總統府」出任要職，根本不可能到大陸。

羅援近來頗為活躍，他在最近一期的《中國政協》月刊上發表《「老兵方隊」提案產生的前前後後》一文，回憶了自己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向全國政協提交了六十周年國慶大典群眾遊行隊伍中應有「老兵方隊」的提案，獲得中央重視並接納，賈慶林主席寫下了批示，胡錦濤總書記予以批准的經過。他還接受了一些報刊的專訪，談及了自己父親當年的鬥爭經歷。

不過，羅援前日所發表的「批馬」論述觀點，似是與台國辦以至是中央的「友馬」、「惠馬」實踐，即使是對馬英九的某些言行也有所不悅，但也要大力推動兩岸「大發展、大合作、大交流」的做法，明顯不同。或許，他所反映的，是解放軍內一些少壯軍人「不耐煩」的普遍觀點。這也難怪，因為凡是有人群就有不同觀點，這很正常。作為解放軍，其天職是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統一安全，對於馬英九只懂得伸手向北京「要著數」，卻一點也不願「回報」，甚至還糢糊化其當年在協助制定《國家統一綱領》時所堅持的「一中」理念，為了二零一二年勝選連任，不惜討好親民進黨的選民，當然是極不耐煩。雖然羅援的談話內容與國台辦的做法有點不協調，但也那好，似是應讓馬英九們知道，其實北京是極為忍讓的，國台辦是頂著內部的巨大不同聲音，向台灣輸送利益的，不要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類似羅援的觀點，不但在北京內部有，而且就是在台灣地區，一樣也有。尤其是「統盟」的幾位專家學者，他們在其主辦的《海峽評論》雜誌，及在台灣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以及在兩岸關係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有些觀點比羅援還要「激」，甚至直指馬英九是「B型台獨」。

這些觀點，未嘗沒有道理。但我們也要看到，正如羅援論文中所說，陳水扁當政後期，台海形勢極為緊張，胡錦濤在「APEC」場合中會見布殊時，就直指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是台灣問題高危期，中國已做好應急作戰準備。幸而，二零零八年三月，馬英九代表台灣地區熱受和平的人民奪回了政權，從而結束了台海緊張形勢，使兩岸關係走向了和平發展新階段。兩岸執政者抓緊這個難得的機遇期，恢復已中斷了十三年的兩岸協商，克服許多困難，連續簽署了九個協議，實現了兩岸三通。試想，如果現在不是由馬英九當家，而且由民進黨繼續掌政，這是根本不可想象底。當然，馬英九確是因為受種種因素局限，尤其是那個「二零一二」的「緊箍咒」，要急也急不來。還是按「南鴿」代表人物章念馳所說，「要尊重兩岸關係的規律與特點，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適當地把難以解決的問題拿到條件不成熟時機解決」為好。

當然，羅援所說的，「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更是值得注意。當前當然是要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主軸，但民進黨仍然擁有較大的勢力，島內仍有相當大的「台獨」力量，而按台灣的政治體制，民進黨仍有機會上台執政。對此，是不能認為「船到碼頭車到站」，可以放棄對「台獨」鬥爭的準備的。最佳的做法，還是文職部門在檯前加緊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和協商，進一步創造政治對話甚至是政治談判的機會和條件，而軍人則繼續加緊作好向「台獨」進行武裝鬥爭的準備，一刻也不能鬆懈。這就完全符合鄧小平、胡錦濤「兩手都要硬」、「亦軟亦硬」的戰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