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昨）二、整體經濟發展與相當部份居民分享不到其成果的矛盾
澳門回歸後尤其在賭牌開放後，整體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GDP增長率在全球位居前列，連被喻為「經濟發展火車頭」的中國內地，年均GDP增長率也難望其項後。由此，產生了一系列亮麗的數據。年本地生產總值（ＧＤＰ）年均增長率約為百分之十四；人均ＧＤＰ達到三萬九千美元，是一九九九年的二點八倍；累計財政盈余一千億澳門元，特區政府財政收支連續９年出現盈余，，財政實力增長近７倍。
這些，都是事實。但是，卻又不能否認另一個事實，就是整體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有相當部份居民未能享受得到。其原因，與「博彩業一支獨秀」的經濟結構，有密切關係。實際上，由於博彩業所創造的經濟業績，構成澳門整體經濟總量的大部份，因而博彩業以外的各業經營者和從業人員，便未能分享到這個成果，相反還受到了擠壓，即博彩業急速成長削弱了其他行業的競爭能力甚至是生存能力。其中最明顯的是，博彩業從中小企業中吸收了大量人力資源，使到中小企業嚴重缺乏工人，一些頗有地方傳統特色的小食店難以維持下去。另外，也反映在第一次分配方面。佔了整體經濟大部份的博彩業，其收益除了是政府稅收之外，就是投資者的利潤以至博彩業從業人員的資薪收入，僅是這部份從業人員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而在其他行業，即使是收入有較幅度的增加，但由於通貨膨脹尤其樓價急升，使到薪資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物價增長速度，致使市民的實際購買力有所萎縮，部份居民的實際購買力還低於回歸前。這就如一些人所言，回歸前雖然經濟低迷，但同樣由於物價尤其是樓價屋租相對低廉，因而四、五千元的月薪已過得有滋有味。現在工人工資中位雖然已經近萬元，增長了一倍多，但樓價同時卻增長了數倍。因此，工資收入的絕對數字，未能與實際購買力的相對數字成正比。
這種狀況，使部份居民產生了怨氣。因此當有人以各種口號發動和組織群眾上街遊行時，盡管他們並不贊遊行組織者所打出的口號，但為了發洩自己心中的怨氣，也趕來參加。前幾年的幾次大遊行中，這種「非利益相關者」參與遊行的情況，頗為嚴重，這就產生了「非利益相關者」的「被裹脅效應」。近年特區政府有見於此，做了大量設法降低民怨的功夫，包括現金分享，提高中小學教育資助，安排中小工程以消化建築工人失業率……等，使民怨確實已經降低，因而這兩年的遊行規模一再降低。由此可見，遊行的民生因素遠大於政治因素。
但這只是「治標」，並不能「治本」。如果不設法改變部份居民未能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的現象，矛盾磨擦的因素依然存在，而且還會由「量變」轉化為「質變」，當一遇到某些刺激因素時，必然會再次爆發新的街頭運動高潮。更可能會由於「八十後憤青」的摻和，而使街頭運動的性質惡化。可喜的是，崔世安在競選第三任特首時的《傳承創新，共建和諧》參選政綱已注意到此問題，並將「提升居民生活質素」列為單項，作出了「健全社保體系，落實公屋建設」、「深化醫療改革，完善食品監管」、「維護社會治安，推廣社會服務」、「加強環境保護，推行公交優先」、「關心青年成長，實施教育關懷」、「保育文化特色，興建文化設施」、「加強科技創新，推動科普教育」、「促進體育發展，增強居民體質」、「承擔文化使命，促進社群和諧」等承諾。另外，在其他項內，也還有「扶助弱勢社群，改善民生福利」、「擴大公共投資，保障居民就業」、「強化失業保障，完善職業轉介及培訓」等。這都需要崔世安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將之具體落實下來。當然，仍然存在著若干盲區，還需要繼續補強。
三、人均GDP數據亮麗與兩極分化嚴重、貧富懸殊的矛盾
這個矛盾，與前述矛盾有某些相連之處，但又有所不同。前者表現在社會整體矛盾，後者則是體現在個體差異，即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即使是受薪者中，也是如此。比如，博彩業從業員與非博彩業從業員的收入差距的「剪刀差效應」，就十分強烈，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這種恩尼指數已經超越危險線的現象，不但將會產生仇富現象，從心理的不平衡導致行動上的失衡，對社會和諧極為不利。
實際上，和諧社會的其中一個定義，就是必須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使全體澳人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處理好各方面具體的利益關係。既要保護高收入階層的利益，不是以扯低他們的收入水平來遷就「社會公平」，又要高度重視和關心低收入階層的利益；既要保護優勢產業的利益，又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最困難行業的利益。盡管澳門並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做到絕對公平，但相對公平還是應當注意的。鄧小平的「致富三段論」：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人要幫助未富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樣也適用於澳門。目前，是應該實踐後兩個階段的時候了。
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現象嚴重，容易使部份人產生的不平衡「仇富」心理，很容易受到各種政治口號的誘惑、煽動。因而這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大敵。前些年兩次「五一遊行」的爆發，就多多少少也反映了這種心理。要絕對公平是不現實的，也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基本制度，但相對公平還是應當努力爭取的。這不單止是崔世安兌現其「共建和諧」參選政綱承諾的需要，更是配合中央政府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治國理政方略的需要。（中）
（發自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