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在下周二正式發表其就職後首份「施政報告」前，一直在進行落區視訪及會見各界社團代表，進一步徵求市民和各界人士對「施政報告」的建言的工作，以兌現其「決策科學化」及「陽光政府」的承諾。昨日又進一步，所會見的社會人士雖然都有社團職務，但卻是以個人身份參與，而且還是提高了規格，選擇在前澳督府的正式會見場廳進行。其中，又以與屬於「新澳門學社」的三名直選議員吳國昌、區錦新、陳偉智的會見，更為觸目，開創了特首公開地并以「平等」姿態與「反對派」人士交換意見的先河，就連吳國昌等人在會見後也聲稱會見的氣氛融洽，雙方都坦誠表達了意見，并形容崔世安是可以坐下來商量的人。不過，吳國昌卻認為新特首之所以高調公開了與他們的會面，是因為他樂見傳媒關注此事。

「高調公開」，看來不單止是吳國昌所說的「崔世安樂見傳媒關注此事」的原因。其中一個很明顯的預期目的，就是針對前段時間吳國昌等三議員要與崔世安會面時，發生了「溝通不足」的誤會，而鬧得滿城風雨，故看來崔世安是希望能藉在事後以發放新聞稿及照片方式公佈此事，向社會澄清「拒絕見民主派議員」，及「拒絕接納新澳門學社的建言」的流言。這應算是在進行補救式的「危機處理」。

其實，崔世安與「反對派」見面的真正意義，還不在此，而是在於他的領導方式之一，是願意與「反對派」會面并坐下來商談。對其建議中的合理部份，如房屋輪候方式等，予以認同，并當即決定交由具體主管的工務運輸司司長負責跟進；即使是未能完全接納部份，如民主政制，也不是一口拒絕，而是「注意到有此訴求」，并承諾繼續跟進。事實證明，崔世安是很著意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的，并注意不斷改善自己的態度作風。實際上，據北京「兩會」前線的記者報道，崔世安在赴京列席全國人大開幕式及會見中央領導人以及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後面對媒體的態度，是「大有長進」。

這不但是作風改進的問題，更是建立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完整機制的問題。本欄此前曾多次表達，所謂決策科學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沒有民主化，不能廣開思路、廣開言路，就談不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群眾的創造智慧，尊重實踐經驗，就沒有科學化。反過來說，決策科學化必須有科學的程序和方法。否則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所謂決策民主化，是指在決策的過程中，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不但要聽取學者專家的意見，也要聽取一般民眾的意見。不但要聽取正面的意見，也要聽取不同的意見。不但要在決策前聽取各方面意見，而且要在決策實施過程中聽取各方面的反映。總之，要廣納群賢，集思廣益，集中群眾的智慧，兼顧各方面的願望和要求，使決策充分解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

其中這個「不但要聽取正面的意見，也要聽取不同的意見」，十分重要。現在，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都主張「兼明則聽」，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就強調，「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通過多渠道和形式廣泛集中民智，使決策真正建立在科學、民主的基礎之上。」「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持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那麼，在實行「一國兩制」，繼續實行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就更應「兼聽利明」。如何正確對待「反對派」及處理與他們的關係，就是一個重要的施政執行力的問題。何況，他們在立法會選舉中，畢竟得到了相當部分選民的支持，這部分選民的傾向和意見，是必須「兼聽」，才能「明瞭」的，而且也不能完全不理不顧。

「反對派」是相對於「反對黨」而言。據《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詮釋，「反對黨」是在西方國家議會中，與執政黨相對應的政黨。在多數國家在野黨就是反對黨。反對黨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活動，他反對的是執政黨的具體政策和揩施，並不反對國家的根本制度。它的存在有利於協調資產階級內部不同集團、黨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保障其共同利益不受損害。反對派的功能是令公共政策在決策時由更多角度考慮；不過反對派的負能量可以拖政府的後腿，當局不能強政勵治，社會只有內耗。

由於澳門特區不是國家，也不是實行政黨政治，按「澳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區「行政主導」的政制設計，并不存在所謂「政黨輪替」，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反對黨」這個概念。但畢竟是一個利益訴求多元的民主社會，因而存在著以「民主派」面目出現的「反對派」，這就需要協調了。

澳門的情況與香港有很大的差別，不能把澳門的「反對派」與香港的「反對派」相提並論。正因為如此，香港的部分「反對派」人士是被吊銷回鄉證的，而澳門的「反對派」除了極個別人如利建潤之外，都能自由入出境內地，其中還有人到內地的大學修讀碩士課程。既然中央都能正確處理「反對派」，既然澳門特區能夠順利完成二十三條立法等在香港是較為困難的事情，那麼，也就沒有以對香港「反對派」的態度和方式來應對澳門的「反對派」。因此，如何正確面對「反對派」，這是澳門特區政府提升執行力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只要能處理好這個關係，就證明崔世安的執政能力和施政能力，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為此，崔世安在籌組「高層智囊團」之時，不妨也考慮吸納體制外甚至是「反對派」人士參加，以增強政策的代表性和認受性，確保制訂及推行的政策能兼顧各方的利益和與大部份民眾的訴求一致，這是成功實行「行政主導」的必由之路。而且，由于決策有「反對派」參與制定，他們在社會上就不好出爾反爾、凡政府決策必反。若能善用「高層智囊團」吸納民意的功能，就可使行政機關更加了解民情，而不會各自對民意有不同的理解，並可使決策與民意的關係成為互相促進、互相制衡，但不互相羈絆的關係。這對緩和社會矛盾，對澳門社會的穩定發展，是百利而無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