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的今日，新華通訊社播發了一則歷史上最短，只有僅僅五個字的電訊：「蔣介石死了」。翌日《人民日報》和大陸地區各地的報章在刊登這則電訊時，標題也是這五個字：《蔣介石死了》。這種處理方式，與此前處理赫魯曉夫逝世消息的「赫魯曉夫死了」是採同一模式。盡管這種處理方式對逝者有大不敬甚至是藐視之意，但在文革的一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喧囂聲中，畢竟也沒有像更早前那樣把他叫為「蔣匪」、「蔣光頭」，也算是厚道的了，似乎是埋伏著「日後留一線」的玄機。

果然，內地近年隨著政治開明，實事求是作風盛行，北京學術、出版界以至是中共黨史界和國歷界中，對蔣介石、赫魯曉夫的評價都有了較大的調整甚至是轉變。其中有評論道，其實赫魯曉夫是真心支援新中國建設的，那一百五十六個重點建設項目，大多是赫魯曉夫時代定下來的。他對中國，對毛澤東的態度，比史達林要誠意得多。甚至有理論界人士認為，其實赫魯曉夫是改革派。其在蘇聯「二十大」中所作的秘密報告，不能說是全錯，起碼揭批史達林時代「鎮反」和個人崇拜，就有彰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意義。至於對蔣介石的評價，則更是比赫魯曉夫客觀及正面得多。至少，許多人包括當年高唱「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打敗了日本狗強盜，消滅了蔣匪軍」的老戰士，也高度評價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而蔣介石在建國六十周年獻禮片《建國大業》中的形象，也不再是青面獠牙，殺氣騰騰，而是從過去的醜化、妖魔化、臉譜化和簡單刻板化回到人格化、立體化，還原其末路英雄歷史本來面目。他 對其公子溫情脈脈，並對國民黨及其政權「恨鐵不成鋼」：「反貪，就要亡黨；不反貪，就要亡國」。而近日大陸各地的書店 ，也充斥著各種各樣有關蔣介石傳記的書籍，從《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到《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下冊)》、《另眼解讀蔣介石的一生：從溪口到慈湖》、《怪事不斷：蔣介石死亡之謎》、《臺灣歲月：晚年蔣介石》、《蔣介石傳》、《蔣介石的後半生》等等，汗牛充棟。不但是上了年的知識分子讀得津津有味，而且連一些「八十後」也以好奇的神態認真翻閱。

當然，這些書籍包括蔣介石本人撰寫的日記，都是平面地介紹蔣介石，或是以滿足大陸讀者的好奇心理為賣點，但就未能對蔣介石有一個全面、公正、客觀的評價。 試想，如果在明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中，能夠藉著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對蔣介石有一個全面客觀公正的評價，尤其是彰揚其在北伐中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推動國家統一；在抗戰中反抗外族入侵；在敗退到了台灣之後堅決反對「台獨」的事跡作公開肯定，就像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會演講時公正評價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和貢獻那樣，對於進一步推動和加強國共兩黨攜手共赴兩岸和平發展事業，大有裨益，也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在對臺宣導工作「入島、入戶、入心」的好形像。

實際上，蔣介石雖然在一生中犯了不少大錯甚至是在中共眼中的罪行，但從某些角度看，或是在某些時段，他卻是立下大功，或是功大於過。他的過錯，主要是在一九二七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段利益的政權；在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實行「不抵抗主義」，致使東三省淪入日寇手中；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曾先後數次發動反共高潮，破壞第二次國共合作，嚴重地消彌了抗日力量；及在抗戰勝利後，片面推翻「雙十協議」，破壞第三次國共合作，發動內戰。但他也不是一無是處。他的主要貢獻，其一是民初軍閥割據的亂世中，領導兩次北伐，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這種形式上的統一，對後來在抗日戰爭中能夠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避免中國因軍閥割據而被日本軍國主義分而治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二是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間，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不但償還了國債外債，而且還積累了一定的家底，成為後來的八年抗戰的物質基礎。而且，舊中國很多大型建設，都是在此期間施工落成的，包括粵漢鐵路、黃河鐵橋、錢塘江大橋，及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幾座糖廠、廣州的五仙門發電廠、海珠橋等。其三是大力推廣文化教育事業，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等高校的學術活動十分活躍。抗戰爆發後，蔣介石首先考慮的是保護學校和教育事業下會中斷，南遷學校，疏散學生，並及早裝運故宮文物瑰寶，避免落入敵手，今日臺北故宮博物館所藏珍品，就是明證。其四是維護國土，避免國家分裂。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東北、內外蒙、新疆、西藏均虎視眈眈，蔣介石加強對蒙古西藏事務的治理，設立蒙藏委員會，頒佈喇嘛轉世辦法，進軍新疆架空盛世才，使新疆重回中國懷抱。其五，在「七七事變」後，以中華民族領袖的身份領導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殊死鬥爭，並派四十餘萬遠征軍兩次入緬作戰，為緬甸獨立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上，抗擊和牽制了日軍百分之七十的兵力，消滅了大量的日軍，這為中國的民族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出兵緬甸，在維護中國利益的同時，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為我國在二戰後的大國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六、抗戰勝利後，處理了晚清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派出「太平」、「永興」等軍艦到南、西沙群島宣示主權。其七，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後，痛定思痛，實行了較為人道的土改政策，發展了經濟，並為在蔣經國接手後，把台灣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奠定了基礎；蔣介石還堅持一個中國，反對以至是鎮壓「台獨」，沒有去做分裂中國的事情。西沙之戰爆發後，當他得知人民解放軍的導彈驅逐艦要通過台灣海峽前往西沙增援時，即下令放行。在晚年時，他曾通過密使，與中共領導人交換過國家統一的意見。……

周恩來手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題詞曰：「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蔣介石雖在階級屬性上是「反動人物」，但在民族屬性方面，由於也曾從事和領導過「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鬥爭，是否也可被歸類為民族英雄？或許，我們應該全面、客觀、準確地去認識、評價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而不應該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要用歷史辨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正確看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