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教廷中國問題研究委員會於三月二十二日至三十四日在梵蒂岡舉行會議，這是該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成立以來舉行的第二次會議。羅馬教廷這個關於與中國關係決策最高級別的機構此次會議召開前，外傳將討論培訓中國教職人員和宗教負責人問題，及與中國建交的問題。由於在會議之前，教廷新聞辦宣佈，教廷官方網站從當月十九日起將出現中文版本，這意味著中文成為梵蒂岡第八大官方語言，因而令到一些人憧憬，此次會議將會有較大的進展，即中梵關係有所突破。但事與「願」違的是，會議結束後所發表的「新聞公報」（也有譯作是「聲明」的），卻顯示這次會議不但在中梵關係上沒有任何進展，相反比二零零七年首次會議較為寬容態度有大幅倒退，竟然呼籲在中國大陸境內的主教與所有神職人員不可參與任何「違背教宗意願」的活動。有學者分析認為，這是矛頭指向中國政府認可的天主教愛國教會。而且，「新聞公報」也未對中梵建交問題置任何一詞。由此看來，梵蒂岡教廷已經決定，不再討論與中國建交問題，因而才對中國官方教會轉採強硬態度。

實際上，梵蒂岡教廷一直希望能與中國建交，並願意接受北京開出的建交二條件中的其中一個條件，即與台灣當局「斷交」（另一個條件是不得幹預中國內部事務尤其是宗教事務）。當時的羅馬教廷似乎是利用北京為了打擊陳水扁政權，在外交領域上強硬壓縮台灣當局的外交空間，陸續將台灣當局的「邦交國」拉到自己懷抱的特定形勢，希望能以與台灣當局「斷交」為誘餌，換取北京接受其條件，包括由羅馬教廷任命中國境內的主教及承認地下教會合法化等。

當時羅馬教廷的算盤是打得滿精的。因為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的「傳教市場」十分龐大。相比之下，台灣地區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傳教市場」十分細小，只有中國大陸的六分之一強。而且臺灣地區的天主教教友人數已經「開發」飽和，並一直處於較為穩定的狀態，不若中國大陸絕大部分民眾至今還不是天主教友，「開發潛力」很大。而且由於地方上執行經濟改革政策出現某失誤，導致一些弱勢群體發生信仰危機，在地下教會的引誘下，紛紛參加其活動，這對羅馬教廷來說，是一個龐大的而且也是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傳教市場」。另外，中國目前的一百四十位主教，其中三分之二是官方教會的，另有三分之一屬於地下教會，而這一百四十位主教中，有超過一百人都臨近退休年齡。這一即將來臨的天主教會更新換代的變化，使本來就十分敏感的主教任命問題變得異常迫切，已不允許羅馬方面再拖延等待下去。於是，羅馬教廷就希望能利用北京要「打壓」台灣當局「外交空間」的心理，抱著反正即使與臺灣當局「斷交」，台灣天主教會仍將能正常地運作的心理，希望能以與中國大陸建交，來換取北京給予地下教會合法化，並獲得對這些地下教會的直接控制權，以及對中國大陸地區的主教的任命權，從而架空中國官方承認的天主教愛國教會。這就叫做「吃小虧佔大便宜」，怎麼算也有得賺。

由於當時羅馬教廷作出這個策略的判斷基礎，是「中國急於與羅馬教廷建交」，也由於羅馬教廷也急於及早地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主導權拿到手，及「扶正」地下教會，故其將在中梵之間的某些難以交集之點，予以靈活處理，甚至作出適當讓步。比如，打算對中國大陸主教的任命程式，採用「越南模式」，即由天主教愛國教會甄選並任命了主教後，羅馬教廷再加以追認，就當作是羅馬教廷已經作出了任命。這實際上是承認了天主教愛國教會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由於作出了重大讓步，只要羅馬教廷不再插手地下教會事務，或許可採用「法國模式」來與中國大陸建交，亦即羅馬教廷與中國建交時，並不同時宣佈與台灣當局斷交，而是事後由台灣當局自行從梵蒂岡撤回「大使」，等於是由臺灣當局來承認「斷交」的事實。在當時，已具備了這一條件。一方面，陳水扁政權已做好了梵蒂岡隨時「投懷別抱」的心理準備。畢竟，梵蒂岡並非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且也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無助於台灣當局「加入聯合國」及其他「拓展外交空間」的活動。何況，一向秉持反對「台獨」立場的台灣地區天主教會單國璽大主教，也以讓更多中國同胞兄弟姐妹接受天主教教義的願望出發，樂見梵蒂岡與中國大陸建交。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中梵建交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但令羅馬教廷始料不及的是，僅是時隔一年，堅持「一邊一國」的陳水扁政權下臺，新上臺的馬英九政權承認「九二共識」，不但是恢復了兩岸協商，而且在「外交」領域上推行「活路外交」政策，不與北京「爭地盤」。而北京為了配合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政策，不但是未有再打壓台灣當局的「外交空間」，相反還婉拒主動送上門來的台灣「邦交國」，包括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而且，北京似乎也並不願意傷害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的台灣地區天主教會，並樂見其與瘋狂進行「台獨」活動的某些基督教組織如基督教長老會等相抗衡。因此，北京似是並不急於與梵蒂岡建交了。在此情況下，羅馬教廷賴以換取北京「讓出」主教任命權及讓地下教會合法化的「交換條件」，就告失效。

更重要的是，在經歷了西藏「三一四事件」和新疆「五七事件」之後，北京似乎比過去更重視對民族、宗教問題的掌控，在進一步落實民族、宗教政策包括統戰政策的同時，抗抵羅馬教廷對中國天主教教會「三自」原則的侵蝕。因此，北京對國境內的主教的任命權，更為著緊，不容外人尤其是梵蒂岡的染指。

正因為是有此背景，使到羅馬教廷放棄了以與臺灣當局「斷交」為誘餌，來交換北京承認教廷對主教任命權的幻想。因此，在教廷第二次中國事務會議的「新聞公報」中，一是沒有提到中梵建交的問題，二是不再提中國境內主教任命的問題，三也不提地下教會的問題，相反卻煽動包括地下教會在內的所有天主教組織和教職人員，不參與天主教愛國教會的活動。既等於是向中國「叫板」，也折射了其不再熱衷於與中國建交，大有「破罐子破摔」之意。

或許，這正合北京的心意。因為北京既然可以為了配合馬英九的「外交休兵」，而婉拒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的建交要求，那當然更應為了捍衛自己的內政和天主教會的自立、自養、自傳權，不屑於與梵蒂岡建交。此後，中國將繼續按照天主教愛國教會的「三自」宗旨，自行管理好天主教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