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十一月十八日《從曹其真一番肺腑話想到的「深層次問題」》一文見報後，有讀者朋友致電表達認同文中的觀點，並認為澳門社會確實是在需要一批熱心公開亮相進行各類社會和社團活動，以求把「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及愛國愛澳愛鄉氛圍搞得濃濃烈烈的人的同時，也需要有一批埋頭苦幹，將本職工作進一步做好的人。但是，更需要創造一種良好的參政議政機會分配機制，營造一種不讓埋頭苦幹的人吃虧的用人環境，亦即安排參政議政的機會時，不能虧待老實人。這樣，就可使一些進行實質工作的老實人，不用擔心因為埋頭苦幹而被遺忘埋沒，因而將使需要實幹的老實人都能安心並甘於做一枚「螺絲釘」。
此語有一定的道理。但關鍵之處，是在於必須按照胡錦濤主席所說的「對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的地方工作的幹部要格外關注；對那些不圖虛名、踏實幹事的幹部要多加留意；對那些埋頭苦幹、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幹部不能虧待。」及習近平副主席所提倡的「要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有針對性地學習掌握做好領導工作、履行崗位職責必備的各種知識，努力使自己真正成為行家裏手、內行領導」精神，並在澳門特區形成風氣。這樣，就不會有那些官員或社會各階層人士，因擔心較少參加社會或社團活動，而遭其上司「忽視」以至是「遺忘」，從而喪失升遷機會的現象了。
在這裡，胡錦濤主席使用了「格外關注」、「多加留意」和「不能虧待」三個詞。其中「格外關注」，是對「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地方工作的幹部」而言。許多事實說明，人才在艱苦環境中能得到磨練，人才在困難條件下能脫穎而出。因為艱苦的條件既能鍛煉人的意志毅力，又能檢驗人的智慧能力。而對在條件艱苦地方工作的幹部「格外關注」，就是鼓勵幹部們到艱苦地方去為民眾建功立業，在艱苦的工作條件下健康成長。
「多加留意」，是對「那些不圖虛名，踏實幹事的幹部」而言。「不圖虛名、踏實幹事」既是政治人才的一種品德，更是應當倡導的作風。在實際生活中，踏實幹事成了公眾評判官員和社團領袖好與差的一個尺規。提出「多加留意」踏實幹事的人，就是鼓勵他們踏實幹事，營造一個健康清新的工作氛圍，讓踏實幹事的人得到重用，使那些沽名釣譽、作風飄浮者沒有發展空間。
「不能虧待」，是對「那些埋頭苦幹、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幹部」而言。這是使用人才的一個導向。在實際工作中，不少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做基層工作的人，其「待遇」往往不如那些出成績快的人。對於做基層工作的人，常常是上級表揚獎勵沒份，媒體亮相沒份，提拔重用也沒份。其實，一個地方出成績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而是經過上上下下幾屆或更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取得，此時基層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提出對努力打基層的人不能虧待，就是說，要與幹出成績的人一樣注重合理使用，不能厚此薄彼。
而習近平副主席在談到學習時，更進一步指出，「讀書學習應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工作責任、一種精神追求。只有自覺做到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把學習作為工作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才能不斷堅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養、錘煉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才能真正把握人生道理、領悟人生真諦、體會人生價值、實踐人生追求。」但遺憾的是，現在一些官員和社團領袖沒有把學習當一回事，不能真正沉下心去學習，不能通過學習提升自身的素質。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他們太「忙碌」了，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學習。他們「忙碌」些什麽呢？除了工作頭緒多之外，也可能是應酬太多，無法脫身。然而，講學習，是人才成長規律的客觀要求。學習既包括向書本學習，還包括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人才成長的過程也就是不斷學習的過程。對每一個政治人才來說，都必須努力吸收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努力學習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文學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知識，「生命不息，學習不止」，努力做到與時俱進，站到時代發展的前列。
其實，胡錦濤、習近平本人，就是從艱苦環境及邊遠地方鍛煉出來的，同時也是勤於學習、善於學習的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其實還有王岐山等領導人，由於曾在艱苦的環境下鍛煉過，因而知道基層人民的艱苦，這比那些出身環境優越的官員「訪貧問苦」，感受還要深刻。因此，當他們走上領導崗位之後，都能體恤百姓的艱困，在施政中就有「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充滿人性。從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新三民主義」，到習近平的「權用民所賦」，再到溫家寶的「平民總理」，都是如此。
但在艱苦環境中鍛煉的人才，如果沒有「伯樂」扶持，也無法脫穎而出，擔當大任。實際上，胡錦濤、溫家寶就是由宋平一手提拔起來的；習近平卻是靠自己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但也也還是到了「伯樂」。回想我門澳門特區，那些埋頭苦幹的人，如果沒有好伯樂，也難以有出頭之日。因此，胡錦濤所說的「三句話」，就更重要了。從特區政府的「當家人」，到社團工作的領袖，都應如此。
如能做到這一點，相信對於解決參政議政機會分配不公的深層次問題，很有作用。實際上，目前澳門的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主要是反映在「分配不公」。而一提起「分配不公」，人們就很容易就想到了經濟範疇上的，如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等。這確是社會不穩定的源頭所在。今年「五一」遊行的失業工人，就是經濟範疇「分配不公」的受害者之一。如果能均衡一些，就可適度地消除他們心中的怨氣。至於社會政治生活的「分配不公」，也同樣明顯。就以特區政府的各類諮詢委員會成員結構為例，就存在著明顯的「分配不公」。有的人擁有多個甚至十幾個的「委員」頭銜;但一些同樣也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卻無法參與這些諮詢委員會工作。如能均分一些，就可讓更多的人參政議政。因此,很有必要在組織諮詢委員會時，應把有限的名額，提供給更多的人，不要老是集中在幾個人的手中。即使是幕僚在作業時為了「貪方便」，懶於開動腦筋,習慣成自然地寫上最熟悉的名字,在報批時其上級（司長以至特首）也應統籌好，避免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現象進一步惡化.
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決定在青年事務委員會中增加有異議的青年群體的代表，就是一個好的做法。其實，在組織各類諮詢委員會的時候，適當引進「異見人士」，是政治智慧的做法。一來可以聽到不同聲音，使自己的決策思考可以更寬廣些，避免因「近親繁殖」而產生「畸胎」;二來也是要「異見人士」來為決策「背書」,當他們也參與決策之後，反對派人士再予以反對，就是屬於「出爾反爾」的政治不誠實行為了。
（發自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