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濤：“怎麼樣，穆青？下決心就這麼發好不好。”

穆青:“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發。”

曾濤：“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

穆青：“行，我跟你一塊去。”

1978年11月15日中午。北京京西賓館。

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於光遠回到房間，剛準備睡午覺，突然接到胡績偉的電話。胡在電話中說，“有事要商量”，讓他立刻上樓到楊西光的房間去。

于光遠上樓後，看到胡績偉、楊西光、曾濤都在。胡是《人民日報》總編輯，曾是新華社社長，楊是《光明日報》總編輯，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新聞界的重量級人物。

他們告訴於光遠，當天的《北京日報》發表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閉幕的消息。他們想把其中有關“天安門事件”那一段摘出來，單獨發一條消息。茲事體大，希望聽聽於光遠的意見。

1976年清明節前後，人們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個群眾運動判定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7日，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文章說，一小撮階級敵人“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處於與外界隔絕狀態的鄧小平被指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

於光遠把桌上放的那張《北京日報》看了一下，特別仔細地看了其中他們畫了道道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那幾行。

於光遠當時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各種信息了然於胸。他注意到，北京市委的那幾句話雖然沒有寫明“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如何如何，實質上是為事件平了反。這等於把華國鋒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的“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說法翻了過來。

經過反復斟酌，於光遠投了一張贊成票。

常委擴大會上的一張小紙條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在宣武飯店召開。會議主要議題是，加快清查步伐，進行工作重點轉移。當時，市委書記林乎加剛剛上任，會議由第三書記賈庭三主持。

會議期間，有人提出，應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北京市委在會議作總結報告時，對這一問題表了態，不過，方式有些特別。

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周鴻書參加了這個會。《炎黃春秋》主編徐慶全專門就此採訪過周鴻書。據周鴻書回憶，在為會議作總結的會上，賈庭三講話，每個代表都發了一份鉛印的報告稿。講到後來，賈庭三離開講稿，從旁邊拿出一張小紙條，念了一段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話。

賈庭三念的小紙條的內容，就是後來《北京日報》發表的會議報道中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說法。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悼念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願，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徐慶全專門對天安門事件做過研究，他分析，這段話雖然沒有出現“天安門事件”5個字，但3個“完全”的連續運用，實質上是否定1976年4月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是反革命事件。之所以不提“天安門事件”5個字，是因為有顧慮。

於光遠在《大轉折》一書中分析了北京市委的這種顧慮：北京市委“那時還不敢在中央未作出決定前明白地反對1977年華國鋒講話中的提法，而是順著華講話中說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話的方向，把廣大群眾的行動確定為完全是革命的行動。”於光遠“估量北京市委這麼做是經過華同意的”。

林乎加的回憶證實了於光遠的“估量”。林乎加接受徐慶全採訪時說，“大約11月12日，我和賈庭三同志給華國鋒及幾位副主席寫了報告，說，“天安門事件”在吳德同志主持工作時，就已經準備平反，現在會上又提到這個要求，我們是支持的，並附上我們的報告稿和報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道，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段話，也在這個4000字左右的報道裏面。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閉幕的前一天，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林乎加、賈庭三參加了會議。

敏感的新華社記者

按照慣例，新華社北京分社列席北京市委常委會。參加會議的周鴻書聽了賈庭三念的小紙條的內容後，敏感地意識到其中蘊藏的重要新聞價值。

於是，一散會，周鴻書就跑到新華社總社去找國內部副主任馮健。馮健不在，又去找國內部主任杜導正。

“我把這個情況給老杜談了，說能不能單獨發表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後，非常支持我的提議。他表示，爭取一下試試。”周鴻書說。

回到分社，周鴻書在起草會議的新華社通稿時，又多了一層考慮。他想，雖然杜導正支持單發，但還要經過北京市委同意才行。一旦北京市委不同意單發，那這段話就發不出來了。

於是，周鴻書決定，還是寫一個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的消息，把賈庭三的這段話埋在稿子裏，而沒有單獨寫一條。但他想在稿子送審時，爭取北京市委同意單發。

11月14日晚，周鴻書把稿子送給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毛聯玨審查時寫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送上此稿，請您審定。此稿總社有關領導看過。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建議拿出來單發，要否？請您審定。

夜裏11點左右，毛聯玨打來電話，說，“老周，你的稿子我看過了。如果就照這樣來發，我這裏通過了。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單發，我定不了，這得請示林乎加同志。”但他沉了一下又說：“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於是，周給總社打電話，通知照大稿子發，又給杜導正打電話，說了毛聯玨的態度。杜沉吟了一會兒說：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周鴻書密切關注著這條消息的媒體落地情況。聽新聞聯播，沒有他寫的消息。翻閱報紙，也沒有。只有《北京日報》透露了這個消息。

周鴻書感到奇怪，總社為什麼沒發消息？

通稿怎麼發

周鴻書的奇怪很正常。因為按照慣例，北京市委開會的消息，新華社應該在當晚發出電訊搞，以便第二天媒體採用。但這一次新華社沒有這麼做，原來，對於如何報道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新華社總社領導還沒拿定主意。

杜導正曾向徐慶全講過當年那則新華社電訊稿的發出情況。徐慶全憶述，杜導正看了周鴻書的稿子後，覺得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內容非常重要，但淹沒在長長的報道裏，不突出。於是，杜導正就和國內部的幾個副主任商量，能否就這一段單發一個電訊稿。事涉重大，國內部將稿子送給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穆青審定。穆青表示支持，但說，還要和一把手曾濤商量後再做決定。當晚，穆青與在京西賓館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曾濤通了電話。

15日，周鴻書接到總社電話，要他立刻回總社開會，研究發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電話還說，曾濤從京西賓館打來電話，說這個消息要突出“天安門事件”。

周鴻書立刻趕到總社，杜導正以及國內部的幾個副主任都在。大家討論來討論去，商量出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按照原來周鴻書的稿子發，但在導語裏突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另一個方案是把賈庭三的那段話單發，但大家擔心通不過審查。

周鴻書出了一個“餿主意”。他說，“今天的《北京日報》已經登了會議的報道，裏面有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一段。我們是否可以從報紙裏把這一段抽出來單發。既單發，還不用送審。大家都覺得這個主意不錯。”

最後，杜導正拍板：做兩個方案，一個摘出來單發，一個放在導語裏，最後送給穆青審定。

由於周鴻書比較熟悉情況，後來，單發的稿子就由周鴻書執筆。

根據穆青的回憶，標題是再三斟酌的。國內部曾經定了一個長標題，確切但不醒目。後來，經過大家反復討論，標題改為《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此後，穆青和曾濤又通了十幾次電話，一直折騰到晚上，才把題目最後定下來。

這天午飯過後，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曾濤，就新華社電訊稿的事，徵求了楊西光、胡績偉、於光遠的意見。

要不要請示中央

在此期間，曾濤還徵求過林乎加的意見。徐慶全和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傅頤，專門就“天安門事件”問題採訪過林乎加。據林回憶，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濤徵求他的意見時說，想把“天安門事件”單獨發電訊稿，問行不行？林回答說，“我們的講話是經中央批准的，你們怎麼發，是不是要請示，是你們的事情，我沒有權力干涉。”

與此同時，曾濤和穆青之間，就是否請示中央這個問題，電話往來不斷。他倆商量的結果是，不能請示，一請示就等於給否了。

據穆青回憶，曾濤當時給他透了個底。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放了炮，提出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很多老同志都支持，呼聲很高。這樣，曾濤和穆青才下了決心。

穆青還透露一個有趣的細節。晚上7點臨發稿前，曾濤又打電話給他，說,“怎麼樣，穆青？下決心就這麼發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發。”曾濤像是開玩笑地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穆青說：“行，我跟你一塊去。”

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出了新華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後來，林乎加給曾濤打了電話，問標題是怎麼加上去的。當時曾濤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問道：“這條新聞中報道北京市委會議的話與事實有無出入？”林說“沒有”，曾濤就說：“加標題發稿是我們新華社的慣例，這事由我們負責，你不必管了。”

新華社電訊稿發出以後，大家一直關心著華國鋒的反應。18日，華國鋒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門詩抄》題詞。於光遠撰文記述了這天晚上，他和曾濤通的一個電話。曾濤給於光遠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