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是如何平反的?

曾濤:“怎麼樣,穆青?下決心就這麼發好不好。”

穆青:“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發。”

曾濤:“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

穆青:“行,我跟你一塊去。”

1978年11月15日中午。北京京西賓館。

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於光遠回到房間,剛準備睡午覺,突然接到胡績偉的電話。胡在電話中說,“有事要商量”,讓他立刻上樓到楊西光的房間去。

于光遠上樓後,看到胡績偉、楊西光、曾濤都在。胡是《人民日報》總編輯,曾是新華社社長,楊是《光明日報》總編輯,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新聞界的重量級人物。

他們告訴於光遠,當天的《北京日報》發表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閉幕的消息。他們想把其中有關“天安門事件”那一段摘出來,單獨發一條消息。茲事體大,希望聽聽於光遠的意見。

1976年清明節前後,人們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個群眾運動判定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7日,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文章說,一小撮階級敵人“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處於與外界隔絕狀態的鄧小平被指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

於光遠把桌上放的那張《北京日報》看了一下,特別仔細地看了其中他們畫了道道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那幾行。

於光遠當時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各種信息了然於胸。他注意到,北京市委的那幾句話雖然沒有寫明“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如何如何,實質上是為事件平了反。這等於把華國鋒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的“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說法翻了過來。

經過反復斟酌,於光遠投了一張贊成票。

常委擴大會上的一張小紙條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在宣武飯店召開。會議主要議題是,加快清查步伐,進行工作重點轉移。當時,市委書記林乎加剛剛上任,會議由第三書記賈庭三主持。

會議期間,有人提出,應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北京市委在會議作總結報告時,對這一問題表了態,不過,方式有些特別。

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周鴻書參加了這個會。《炎黃春秋》主編徐慶全專門就此採訪過周鴻書。據周鴻書回憶,在為會議作總結的會上,賈庭三講話,每個代表都發了一份鉛印的報告稿。講到後來,賈庭三離開講稿,從旁邊拿出一張小紙條,念了一段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話。

賈庭三念的小紙條的內容,就是後來《北京日報》發表的會議報道中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說法。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悼念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願,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徐慶全專門對天安門事件做過研究,他分析,這段話雖然沒有出現“天安門事件”5個字,但3個“完全”的連續運用,實質上是否定1976年4月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是反革命事件。之所以不提“天安門事件”5個字,是因為有顧慮。

於光遠在《大轉折》一書中分析了北京市委的這種顧慮:北京市委“那時還不敢在中央未作出決定前明白地反對1977年華國鋒講話中的提法,而是順著華講話中說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話的方向,把廣大群眾的行動確定為完全是革命的行動。”於光遠“估量北京市委這麼做是經過華同意的”。

林乎加的回憶證實了於光遠的“估量”。林乎加接受徐慶全採訪時說,“大約11月12日,我和賈庭三同志給華國鋒及幾位副主席寫了報告,說,“天安門事件”在吳德同志主持工作時,就已經準備平反,現在會上又提到這個要求,我們是支持的,並附上我們的報告稿和報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道,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段話,也在這個4000字左右的報道裏面。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閉幕的前一天,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林乎加、賈庭三參加了會議。

敏感的新華社記者

按照慣例,新華社北京分社列席北京市委常委會。參加會議的周鴻書聽了賈庭三念的小紙條的內容後,敏感地意識到其中蘊藏的重要新聞價值。

於是,一散會,周鴻書就跑到新華社總社去找國內部副主任馮健。馮健不在,又去找國內部主任杜導正。

“我把這個情況給老杜談了,說能不能單獨發表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後,非常支持我的提議。他表示,爭取一下試試。”周鴻書說。

回到分社,周鴻書在起草會議的新華社通稿時,又多了一層考慮。他想,雖然杜導正支持單發,但還要經過北京市委同意才行。一旦北京市委不同意單發,那這段話就發不出來了。

於是,周鴻書決定,還是寫一個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的消息,把賈庭三的這段話埋在稿子裏,而沒有單獨寫一條。但他想在稿子送審時,爭取北京市委同意單發。

11月14日晚,周鴻書把稿子送給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毛聯玨審查時寫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送上此稿,請您審定。此稿總社有關領導看過。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建議拿出來單發,要否?請您審定。

夜裏11點左右,毛聯玨打來電話,說,“老周,你的稿子我看過了。如果就照這樣來發,我這裏通過了。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單發,我定不了,這得請示林乎加同志。”但他沉了一下又說:“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於是,周給總社打電話,通知照大稿子發,又給杜導正打電話,說了毛聯玨的態度。杜沉吟了一會兒說: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周鴻書密切關注著這條消息的媒體落地情況。聽新聞聯播,沒有他寫的消息。翻閱報紙,也沒有。只有《北京日報》透露了這個消息。

周鴻書感到奇怪,總社為什麼沒發消息?

通稿怎麼發

周鴻書的奇怪很正常。因為按照慣例,北京市委開會的消息,新華社應該在當晚發出電訊搞,以便第二天媒體採用。但這一次新華社沒有這麼做,原來,對於如何報道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新華社總社領導還沒拿定主意。

杜導正曾向徐慶全講過當年那則新華社電訊稿的發出情況。徐慶全憶述,杜導正看了周鴻書的稿子後,覺得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內容非常重要,但淹沒在長長的報道裏,不突出。於是,杜導正就和國內部的幾個副主任商量,能否就這一段單發一個電訊稿。事涉重大,國內部將稿子送給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穆青審定。穆青表示支持,但說,還要和一把手曾濤商量後再做決定。當晚,穆青與在京西賓館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曾濤通了電話。

15日,周鴻書接到總社電話,要他立刻回總社開會,研究發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電話還說,曾濤從京西賓館打來電話,說這個消息要突出“天安門事件”。

周鴻書立刻趕到總社,杜導正以及國內部的幾個副主任都在。大家討論來討論去,商量出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按照原來周鴻書的稿子發,但在導語裏突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另一個方案是把賈庭三的那段話單發,但大家擔心通不過審查。

周鴻書出了一個“餿主意”。他說,“今天的《北京日報》已經登了會議的報道,裏面有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一段。我們是否可以從報紙裏把這一段抽出來單發。既單發,還不用送審。大家都覺得這個主意不錯。”

最後,杜導正拍板:做兩個方案,一個摘出來單發,一個放在導語裏,最後送給穆青審定。

由於周鴻書比較熟悉情況,後來,單發的稿子就由周鴻書執筆。

根據穆青的回憶,標題是再三斟酌的。國內部曾經定了一個長標題,確切但不醒目。後來,經過大家反復討論,標題改為《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此後,穆青和曾濤又通了十幾次電話,一直折騰到晚上,才把題目最後定下來。

這天午飯過後,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曾濤,就新華社電訊稿的事,徵求了楊西光、胡績偉、於光遠的意見。

要不要請示中央

在此期間,曾濤還徵求過林乎加的意見。徐慶全和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傅頤,專門就“天安門事件”問題採訪過林乎加。據林回憶,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濤徵求他的意見時說,想把“天安門事件”單獨發電訊稿,問行不行?林回答說,“我們的講話是經中央批准的,你們怎麼發,是不是要請示,是你們的事情,我沒有權力干涉。”

與此同時,曾濤和穆青之間,就是否請示中央這個問題,電話往來不斷。他倆商量的結果是,不能請示,一請示就等於給否了。

據穆青回憶,曾濤當時給他透了個底。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放了炮,提出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很多老同志都支持,呼聲很高。這樣,曾濤和穆青才下了決心。

穆青還透露一個有趣的細節。晚上7點臨發稿前,曾濤又打電話給他,說,“怎麼樣,穆青?下決心就這麼發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發。”曾濤像是開玩笑地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穆青說:“行,我跟你一塊去。”

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出了新華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後來,林乎加給曾濤打了電話,問標題是怎麼加上去的。當時曾濤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問道:“這條新聞中報道北京市委會議的話與事實有無出入?”林說“沒有”,曾濤就說:“加標題發稿是我們新華社的慣例,這事由我們負責,你不必管了。”

新華社電訊稿發出以後,大家一直關心著華國鋒的反應。18日,華國鋒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門詩抄》題詞。於光遠撰文記述了這天晚上,他和曾濤通的一個電話。曾濤給於光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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