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腐敗新變向

李永忠 董 瑛

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是腐敗的典型表現和基本特徵,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沉澱最為深厚的文明古國之一,在快速推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五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建設過程中,受本土化傳統思想文化糟粕的潛在感染,受國際化腐敗現象的傳導感染,受轉型期制度體制機制的缺陷感染,腐敗客體呈現出新的變向和特徵,突出表現為權力“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勾兌演繹,攫取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動產和不動產、有形的和無形的利益,腐敗現象逐漸向現代“三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演變,腐敗手段智能化、腐敗形式隱秘化、腐敗收益虛擬化的特徵日趨明顯。

權力現值

權錢交易,即權錢互換的赤裸裸的現實性簡單交易,是權力現值的交換體現。這是一種典型的顯性腐敗現象。根據經濟學原理,現值是指產品現有的綜合性能與購買成本之間的比值,主要反映商品的性價比。權力本是一種公器,並不是商品。隨著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擴大,“有形之手”的權重過大,而“無形之手”的權重過小,在“尋租”的時間、空間、機會、條件不斷增加的前提下,市場交換原則由經濟領域被移植于政治、文化、社會領域,人民“委託之權”、“授受之權”常常被少數腐敗分子亂用、濫用甚至盜用。

在少數“精明”商人與貪嗔官員的“性價”比對之下,腐敗的手段和方式不斷翻新,權力的交換介質及其價值不斷更新和超越:汽車、電腦等現代工具替代了電視、手機等傳統工具;字畫、古玩等藝術商品替代了煙酒、服裝等傳統物質;土地、礦產、股份、資本等要素資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源,等等。

權錢交易為腐敗的初級階段所常用,其特徵主要表現為:一是變現性。此類交易目的性明確,現買現賣,直接成交,“事”“錢”兩清。特別是一些“59”式或“換崗”式腐敗分子表現得更加突出。二是“比價”性。按“多大的事給多厚的錢、多厚的錢辦多大的事”的潛規則,買賣雙方一般心知肚明,權衡比價,有的甚至明碼實價,“對等”交易。三是一次性。像單個小作坊一樣,辦事者和掌權者按“性價比”,一對一分散式交易、一次性完成,即便涉及多人,一般也是單線聯繫、單獨成交,“錢”清“事”了。四是風險性。這種交易由於手法簡單,變現性強,因而線索明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風險較大,腐敗分子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

權力期值

這是一種典型的隱性腐敗現象,也是一種新型腐敗現象。它包括權力與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質形態的複雜交易,是權力期值的持續體現。期值是經濟學中的一個產出比指標,一般指產品將來的預期產出與購買成本之間的比值。其主要關注產品使用過程中所能產生的綜合收益。當美色、信息、業績等非物質形態與具有公共屬性的權力勾兌時,便會形成幾何級數的預期產出和潛在價值。

在市場化和全球化時代條件下,權色等非物質交易已成為反腐敗客體的新形態:一是由傳統的男女“授受不親”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斂財兼收並蓄轉變。如成克傑與商界美女李平權色互換,構成利益鏈。成克傑以權享色,李平靠色弄權坐大,二人瘋狂上演一幕長達五六年的“二人轉”,著力謀求權力產出的最大化;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浙江省原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王華元不但收受巨額賄賂,還利用職權收受娼妓、出境賭博,並與多個“名花”有染。

二是由權力與款物、值卡等實體交易向權力與信息、股份等虛擬交易轉變。如正在接受調查的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涉嫌股票內幕交易,其丈夫、弟弟、弟媳、妹妹等家庭成員借助李啟紅的職務影響,通過相關上市公司透露的交易信息從股市牟利達幾十億。

三是由權錢兩清的現值交易向權力即時支付、回報未來領取的期值交易轉變。如浙江省平湖市政協原主席郭躍榮、水利局原局長全保華利用職務便利,不但收受現金、低價店面房、“借款”等巨額現值賄賂,而且收受千萬元的幹股和“預期賄賂”,謀定退休以後將這筆“預期收益”再入股行賄者公司的好項目。

四是女色、業績、情感等由自然屬性向權力場上的市場特性轉變。如湖南第一女貪——蔣豔萍,通過性賄賂,擊倒了湖南省計委原副主任陳某、湖南省郵電管理局原局長張某等各級幹部達40多人。就連關押在看守所期間,該所副所長萬江也被她色誘下水,迫使萬多次為其傳遞信函紙條,幫助其與外界搞攻守同盟,進行一系列反偵查活動。與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權貴們所進行的一宗宗“權色交易”,不僅助她發跡於官場,使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美女”在短短13年裏由倉庫保管員快升至副廳級幹部;而且她還換取了10億多元的工程項目和各種榮譽,瘋狂斂財千萬元。案發後,她總結出自己的“經驗”:“在男人當權的社會,只有懂得充分開發利用男人價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在物欲、權欲、色欲的躁動下,不僅女色成為某些人換取權力、謀取利益的介質,就連業績、情感也帶上市場交換的色彩頻頻上場。如江蘇省鹽城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祁崇岳在擔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期間,一名幹部並不直接給其送錢物,而是長期為其辦許多私事,“甚至經常給他擦背”。結果這名幹部來宣傳部不到5年,就從非黨員當上了正科長。

與權錢交易相比,這種非物質化交易屬於腐敗現象演變的第二個階段,有其自身特點。此類交易是一種隱秘性腐敗,隱藏較深,潛伏期長,不急於變現,不那麼露骨,因而也不易被人發現。並且多屬於一種漸變式的“溫和腐敗”,隱利性強,常常帶著感情色彩和溫和面紗,以溫水煮青蛙式的漸變積累,使權力漸漸變異,謀取的是更長遠更重大的利益。一旦被腐蝕,則涉案很深。一旦上鉤,就被層層纏繞,環環緊扣,步步緊逼,次次中招,難以解脫。進行多次交易,預期收益更大,且有的將收益分成若干份若干人,如秘書、子女、親屬等。此類交易具有炮彈延遲引信的特點,比權錢交易危害大,穿透後爆炸性和破壞性更大,且呈易發多發之勢。從近些年來已查處的典型腐敗案件來看,90%有“生活腐化”的定性。色案之多、危害之重,為中國反腐倡廉史所僅見。

權權交易

權權交易即權力與權力隱性互換,是權力借助虛擬手段無限放大並急劇升值的一種無形腐敗現象。這種腐敗現象,不僅隱蔽性更強,更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蛻變現象。

政治學上的權力是一種公共權力,具有體現公共利益的社會功能,必須以明文規定為限。但是,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政治民主進程的加快,腐敗分子也進行方法創新,以權換權的虛擬交易日漸見多,權權交易成為一種亟待高度關注和科學應對的新型腐敗方式。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執行權領域的權權交易到決策權、監督權領域及其相互間的權權交易。從這些年來已查處的典型腐敗案件來看,政府系統的規劃建設、資源審批、資金管理等掌握行政審批權力的部門屬腐敗高發區,同時黨委、人大決策系統和執法執紀監督部門的腐敗案件也明顯增多。

二是從經濟、社會領域的權權交易到政治領域的權權交易。如由於“一把手”監督制度的缺失,在一些地方實際上形成了以“一把手”為主導的“管理層內部控制”問題,逐漸實現了對區域內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到政治資源的全面壟斷和控制,“一把手”成為腐敗的高發崗位。如河南省2006年換屆以來,已查處的縣委書記達22人。

三是從財權、物權的權權交易到幹部人事權的權權交易。如張書記提拔李局長的原任秘書,李局長提拔張書記的兒子,形成“官選官、大官選小官”的“小圈子”。“造假騙官”的石家莊團市委原副書記王亞麗就是靠交通局長、區委書記、市委副書記、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等一批官員的權力對接和運作,一路過關斬將,一路造假升遷,從一名普通農村女子躍升至團市委副書記。更令人深思的是,案發前,面對被害人的多次舉報,相關監督部門累累失察失語。

與前兩種交易形式相比,權權交易主要表現為一種以虛擬交易為手段,以更隱秘、更長遠、更鞏固的期權利益為目的的無形腐敗,是腐敗現象演變的第三個階段。從一些典型的腐敗案例可以看出,不同的權力“受託者”巧于權力資源的算計、運籌,實現權力之間的對接、整合,積聚、提升權力的內生價值,轉化主要是無形權力的交換價值,以謀取其個人、家庭或利益集團的深層和長期利益需求。

權權交易還帶有集團性。通過構建經濟、社會、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紐帶,藉以形成鞏固聯盟或既得利益集團,逐漸實現從對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控制到對政治人控制的轉變,從經濟利益集團到政治利益集團的轉變,以謀求未來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以“權力”為主導形成的“管理層內部控制”問題,從表面上看,出現了讓人詬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藝二代”、“富二代”;從深層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態惡化,黨群幹群關係疏離,顯性衝突和隱性暴力積聚的主要誘因。

權權交易主要表現為權力市場上的一種虛擬交易,無需變現,但一旦時機成熟,權力對接耦合所實現的政治價值大大超過現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發散性、膨脹性、選擇性特點,以既得利益集團現有人員為骨幹依託,有選擇性地擴編收徒,不斷強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組織上的緊密性和利益上的虛擬性。這種新型腐敗形式借助權力的虛擬交易無限放大並急劇升值,對黨和國家政權具有肢解性和動搖性,是一種隱秘性更強、危害性更烈、風險性更大的高級腐敗方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與權權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有深刻關聯,甚至至今俄羅斯的相當一部分核心權力仍然被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權交易”是從簡單到複雜、再到“管理層控制”的漸變性腐敗交易;是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層面的遞進式腐敗交易;是從一次性、單對性、單層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層性的集約型腐敗交易;是從經濟腐敗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蛻變及融三者于一身的複合性腐敗交易;是從顯性化、隱蔽化到期權化、虛擬化的智能化腐敗交易;是從物質所有權的一次性交易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