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歲的鄧拓,在“文革”之初棄世

深夜,在家人都熟睡後,鄧拓像平日裏寫文章、寫報告--樣,又坐在書桌前伏案疾書:他是在寫一封留給彭真、劉仁和和北京市委的最後的信。他寫道:

盡管在這個鬥爭中,我已經變成眾矢之的,全國範圍的批判運動正在勝利發展,人們一致聲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的“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帶著當前的問題進一步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勢的發展……

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 “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的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苦和犧牲,我都甘心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仔細查閱我寫的東西,與報上三次摘要和批語對照,聯系自己當時的思想,我認為有許多問題要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批判。 《說大話的故事》、 《一個雞蛋的家當》和《兩則外國寓言》,意思很明顯,不應該引起誤解。 《說大話的故事》是聽見當時有的地方弄虛作假,謊報情況而寫的、 《一個雞蛋的家當》是針對當時有些社隊丈出現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行為而寫的,文章表達的意思比前一篇文章更為明顯。《兩則外國寓言》寫在蘇共“二十二大”以後,所講的競技人的吹牛和山雀誇口,顯然是揭露古巴事件以來赫魯曉夫之流的嘴臉……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對有關批判文章不實之處,鄧拓也予以澄清:

這幾天報上刊登的我在《北京日報》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半工半讀開學式的講話等等,有一些重要地方與原話有出入。比如我不只在《北京日報》座談會上,而且在別的會上講話中,都一再地說,聽黨的話,我從來認為就是要聽毛主席的話,聽中央的話,不是我們這些人或者別的什麼人可以把自己的話當做黨的話,要大家聽,而是要把我們說的話,和毛主席、黨中央的話對照一下哪些地方我們說錯了,不符合毛主席和覺中央的精神,大家就要提出批評:因此,我希望那些記錄者應當好好地查對一下?

對于戚本禹誣陷他的所謂叛徒問題,鄧拓以鐵的事實激憤地予以駁斥。他在信中詳細敘述了解放前兩次破捕和出獄的情況.以及出獄後尋找黨組織的經過,他寫道:

我應該說明的是,抗戰前我兩次被捕的情形, 已有多次向黨交待,我相信黨已做了詳細的調查和考察。

第一次被捕出來以後,遇到李步飛、劉湘紋夫婦,後來遇到劉子厚同志,在太原見到黃敬同志,以及到了晉察冀之後,我都一再地將兩次被捕情況向黨報告,在鞏固黨、整黨、整風的幾次運動中,我都寫過詳細報告,交給党審查。

在這封信的最後,他寫下了這樣一些帶血的文字: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党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党,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

寫完給彭真、劉仁的信,時間已經很晚。

鄧拓很難不牽掛正在熟睡的妻子和孩子們,他拿起筆,給妻子留下最後的話:

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

永別了,親愛的。

盼望你們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到底!……

這是鄧拓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向他的党、向他的親人所作的傾訴。他終於放下了一生緊握的筆,拿起了擺在床頭的、平日藉以安眠的小藥瓶……

第二天清晨,丁-嵐照例從臥室來到鄧拓的單間。地每天清晨都要悄悄進來看望熟睡的丈夫,看到倒臥在地上的鄧拓,丁一嵐什麼部明白了。地不敢放聲痛哭,害怕警衛員聽到。她看到鄧拓的書桌上放著一個信封,裏面裝的好像是稿紙之類的東西,有一疊來厚,字都朝裏。鄧拓在信封上寫著讓丁一嵐立即銷毀這些東西。她一時不知該怎麼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蛆住在他家裏,丁一嵐就急忙將她叫醒,說明瞭情況。兩人不敢燒,怕出火光,怕有味。她們將信封及稿紙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裏,拿水沖掉了。因為著急銷毀,丁一嵐沒有來得及看看銷毀的是什麼。事後多年,她還一直自責:“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著,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所以,我後來一直不知道銷毀了什麼東西,我想來想去,我幫他銷毀的這個東西可能是他遺書的底稿。你說我怎麼就那麼馬虎,沒有看一眼就銷毀了呢?我一直為這件事責備自己。”

在通知北京市委來人之前,丁一嵐有時間可以端詳一下與自己風雨同舟三十年的丈夫。地在事後曾對人說起過: “我總覺得他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個人怎麼能夠忍受全國幾億人的謾罵,到最後被組織上宣佈是叛徒,我覺得沒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這個想法,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看見鄧拓那麼平靜地躺在那裏,丁一嵐說:“你走吧!安安靜靜地走吧,你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是最好的解脫。”

當時北京市委已經調整了領導班子,由新市委代替原來的市委領導工作。他們決定不許把鄧拓去世的消息公開出去,凡是在場的人都要絕對保守秘密。

第二天,北京市委又派人來鄧拓家抄東西,說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鄧拓給北京市委的遺書,寫完了擱在枕頭下麵,翻了一陣才翻出來,當時就拿走了,也沒給丁一嵐看。直到1979年,鄧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了一嵐在市委檔案室才第一次讀到鄧拓十三年前留給市委的信。

幾天後,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丁一嵐得到通知,鄧拓的遺體要秘密送去火化。

鄧拓死了,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了。丁一嵐不知道該將鄧拓的骨灰放在哪里才更安全,她和鄧拓的哥哥商量,把骨灰放在哥哥家裏。鄧拓的哥哥當時在中科院,父母親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家中。他們將二老的骨灰合在一個壇子裏,空出來一個藏著鄧拓的骨灰。從表面看,兩個壇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親的骨灰,經過這樣一番偽裝之後,鄧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過那場浩劫。在那場浩劫中,鄧拓的妻子丁一嵐和幾個孩子也都受到牽連,遭受迫害與批鬥。

1979年9月5日下午,鄧拓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悼詞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等雜文是較好的隨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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