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因病在北京逝世，按照她的遺願，她被安葬在上海。至今，她離開我們已經整整30年了，每年的清明時節，桃花映紅之際，各界人士都會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來到位於上海長甯區宋園路上的宋慶齡陵園，瞻仰、緬懷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戰士。我們曾先後采訪了多位經辦過宋慶齡後事的當事人，他們向我們講述了當時宋慶齡在上海安葬前後的相關事情。

宋慶齡病重

1981年3月23日，吋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的李家熾赴京參加全國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人座談會。會議結束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馮文彬找到李家熾，在人民大會堂上海廳就宋慶齡的病情與他進行談話，馮文彬說:“宋慶齡得的病是血癌，中央對宋慶齡的病非常重視，專門派了由著名專家組成的醫療小組，對宋慶齡的病進行實時監控。雖然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緩宋慶齡的生命，但是，宋慶齡畢竟是年已88歲的高齡老人了，意外隨時可能發生。宋慶齡本人的意願是安葬在上海，安葬在自己父母的身邊。”同時，馮文彬還說：“宋慶齡是國家副主席，她的葬禮是按照國葬的規格進行的。時間很緊，任務很重，你們上海方面要做好宋慶齡後事的一切准備工作。”

第二天，李家熾就返回上海，立即將馮文彬找他談話的內容向上海市委領導作了匯報。上海市委在時任第一書記陳國棟的主持下，召開了市委常委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參加會議的單位主要包括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市委宣傳部、民政局、園林局、機關事務管理局以及接待辦的負責同志。會上，陳國棟指出:“宋慶齡安葬在上海，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我們必須按照中央的要求，精心准備，確保這項工作的順利完成。”在這次會議上，並沒有成立專門的機構負責宋慶齡在上海的安葬工作，也沒有指定專門的市長或是市委書記負責，而是由陳國棟親自抓這項工作。會議結束後，由張甦平(時任市政府秘書長)代表市委、市政府負責監管這項工作的具體落實情況。

在陳國棟主持召開的關于修建宋慶齡墓地會議以後，各部門就開始分頭行動，進行具體的工作了。據當時具體參與這項工作的李家熾回憶說:“當時在上海計劃修建的宋慶齡墓地只是一個很小的工程。上海解放以後，各方面的工作很多，因此各部門都已經形成了規律，大家應該幹什麼，怎麼千，心裏都有數。所以，當時並沒有特別指定負責這件事情的部門，更沒有成立專門的辦公室。都是由各相關部門分工負責，互相合作。”

會後，李家熾作為上海方面的代表，負責與北京方面保持聯系，以便隨時掌握宋慶齡的病況。如果李家熾到北京去了，修建宋慶齡墓涉及到機關事務管理局方面的工作就由張益群(時任市政府辦公廳秘書一處負責人)負責。

宋慶齡所說的要求安葬在上海，是指要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1918年，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在萬國公墓購置了22穴墓地，總面積為145平方米。他們家人曾經互相約定:一家人百年之後還要葬在一起。1918年5月，宋耀如去世，安葬在萬國公墓，1931年宋慶齡母親倪珪貞去世後，宋家子女就將父母親合葬在萬國公墓的宋家墓地裏。

安葬李燕娥

在講述宋慶齡的安葬過程之前，不能不先提宋慶齡處理安葬其保姆李燕娥一事的經過。

宋慶齡對自己的父母一直都是非常地敬重，據宋慶齡生前身邊工作人員周和康回憶:宋慶齡在世時，無論宋慶齡是在上海還是在北京，每年的清明節前，她都要囑咐他陪同跟隨宋慶齡大半輩子的保姆李燕娥，帶著六盆瓜葉菊前往萬國公墓她父母的墓前掃墓，以此來寄託對父母的哀思。宋慶齡還再三叮囑他們說，到她父母的墓前去掃墓，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的大事。

1981年2月5日，李燕娥因病在北京去世。李燕娥從16歲開始就在宋慶齡身邊工作，其間跟隨著宋慶齡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是一位忠心耿耿，為宋慶齡十分信賴和依靠的保姆。李燕娥的去世，讓宋慶齡非常難過，她作出指示:要把李燕娥葬在宋家的墓地裏。

李燕娥過世以後，宋慶齡的心情、身體都不太好。宋慶齡在給秘書杜述周的信中表示，希望由李家熾來處理安葬李燕娥的事情，信中寫道：“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墳的邊頭，要立她的碑，我以後也要埋在那裏。記得我家那裏有八穴地。請李局長辦是最好的了。”

2月8日早晨，杜述周致電李家熾，告知李燕娥去世的消息，並且告知李家熾，宋慶齡要他立即來北京辦理李燕娥的後事。李家熾事後曾經問過杜述周:為什麼在李燕娥去世後的第四天才打電話給他？杜述周回答說: “當時首長考慮到李燕娥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春節，為了讓大家安心地過好春節，才拖了幾天打電話給你的。”

接到電話的第二天，李家熾就匆忙趕到北京，宋慶齡和他面談了李燕娥的安葬事宜，決定先由李家熾把李燕娥的骨灰帶回上海。17日，李家熾帶著李燕娥的骨灰回到了上海。回來以後，他馬上把李燕娥墓交由市民政局進行設計，當市民政局完成設計圖紙後，李家熾又把這份圖紙送給市政府秘書長張甦平過目，由他來決定。當時張甦平看過圖紙後，對李家熾說：“圖紙由你帶到北京去，你去送給宋慶齡看。”這樣，李燕娥墓地的圖紙又由李家熾送到北京。考慮到當時宋慶齡身體不是很好，而宋慶齡與沈粹縝(鄒韜奮夫人，時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宋慶齡一直尊稱沈粹縝為“沈大姐”)關系較好，而且沈粹縝經常在北京，住在她的大兒子鄒家華的家中。所以李家熾就先把圖紙交給沈粹縝，請她在宋慶齡身體、情緒相對比較好的情況下，再把圖紙交給宋慶齡審閱。

這份圖紙把李燕娥墓地的各種尺寸都標明得非常清楚。對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宋慶齡曾說：原來那裏有大理石碑，在“文化大革命”吋被人破壞了，後來她重新設立了，李燕娥的墓地也要設立同樣的大理石碑。因此對于李燕娥墓地的設計，宋慶齡－再叮囑沈粹縝，要為李燕娥立碑，並寫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宋慶齡立”。

在修李燕娥墓的過程中，宋慶齡心很急，希望按照上海人的風俗習慣，在清明節以前修好。而從1980年以後，宋慶齡的身體就開始不太好，經常發燒。即便是這樣，宋慶齡還是經常惦記著這件事，常跟人提起: “李家熾怎麼不來看我呀？”李家熾址北京回到上海以後，將有關隋況轉告民政局，民政局要到外地去找石頭，用的都是花崗石，都是從石料廠找來的。當時修墓的時候，先要把地下的爛泥全部挖掉，用石頭全部鋪好，並不是－個非常簡單的事情，都需要時間來做，墓地上面有多大，墓地的地下也要有多大，必須全部做好。加之，春季的上海雨水較多，給修墓工作也帶來了一些困難。李燕娥墓地的圖紙在北京和上海之間修改了幾個來回，資料還要由沈粹縝送給宋慶齡看，基本上是在宋慶齡狀況比較好的，隋況下才去的。

墓地修好以後，4月2日，按照宋慶齡的要求，由李家熾主持，為李燕娥在萬國公墓宋氏墓地舉行了簡樸的安葬儀式，宋慶齡送了花圈，張甦平出席，周和康、唐江、劉春生、沈根林等宋慶齡上海舊居的工作人員以及和李燕娥生前一起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也參加了安葬儀式。在安葬儀式上，宋慶齡要李家熾代表她作一個發言，回顧李燕娥平凡而又樸實的一生。宋慶齡對李家熾說: “李燕娥是我的最親密戰友，你要把我這個意思講清楚，所以我們要永遠紀念她，還要學習她，永遠不要忘記她。”李家熾還找來了《文匯報》的攝影記者徐大綱，到現場拍照，按照宋慶齡當時對李家熾的要求， “請他辦好事來一個照相為荷”。待照片沖洗好了以後，李家熾又托沈粹縝把照片送給了宋慶齡。4月4日，宋慶齡看到李燕娥安葬儀式的照片以後，很是高興。4月6日，宋慶齡給李家熾寫來了感謝信: “感謝你為這件事的操勞，……專此致謝。”

宋慶齡的安葬地

宋慶齡生前曾經表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從事革命活動和居住時間最久的地方，上海有孫中山的故居，她的父母親都葬在上海，她熱愛上海，上海是她的家，希望去世以後，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的宋氏墓地她父母的身邊。

1981年2月21日，宋慶齡致函韓湘眉(關籍華人學者)，曾經說道: “我可憐的燕娥在好幾天以前由一些信得過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將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後，將長眠在我忠誠的同伴旁邊。在那裏，朋友們會比在高聳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為真正偉大的人物服務的。”

關于宋慶齡自己具體葬在什麼位置，她也有過指示。1981年3月16日下午，她在北京寓所與沈粹縝見面，商談修建李燕娥墓地方案時，說:“李姐的骨灰葬在左邊，平行的右邊是我的。因為是小輩，者陘比父母的墓穴低一些。”

由於宋慶齡是安葬在上海自己家族的墓地裏，所以當時宋慶齡墓的圖紙很簡單，墓的設計方案是由市民政局副局長田光負責。墓地的設計，按照風俗，小輩的墓不能超過長輩，小些沒有關系，主要是安葬的位置要比長輩的墓低一些。對于宋慶齡墓的大小，中央沒有具體的規定。所以，基本上是在宋慶齡父母墓地的基礎上稍微再小一些，和李燕娥的墓地一樣大小。田光副局長找人畫了圖紙，交給李家熾，李家熾再把圖紙送到北京。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發表公告，宣佈為宋慶齡舉行國葬。尊重宋慶齡的生前遺願，將她安葬在上海，也就是她父母的身邊。6月3日，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致悼詞。6月4日，宋慶齡國葬儀式在上海隆重舉行。上海全市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娛樂活動。當天早晨，在北京，宋慶齡的遺像和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的骨灰盒，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禮兵護送到北京機場，鄧穎超、烏蘭夫、廖承志、陳慕華等護送宋慶齡的骨灰盒乘專機移送上海宋氏墓地安葬。

上午8點30分，鄧穎超、烏蘭夫、廖承志、陳慕華和專程從上海前往北京迎靈的胡立教、趙祖康護送宋慶齡的骨灰到達虹橋機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