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早期與共產國際有著複雜的關系，但是，歷史上由於種種原因，這種關系一度被遮蔽而成為未解之謎。近些年來，隨著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和海外研究成果的擴展，國內學界開始重視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的研究，逐步揭開了歷史真相——

中共早期為何受共產國際的困擾

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所以會比較糾結，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實就宣佈加入共產國際，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自願聽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此，中共二大專門通過決議。共產國際對加入者也有明確的紀律約束，這包括:凡加入者，黨名必須為“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共產黨支部”；“必須以全力擁護蘇維埃共和國”；必須遵守第三國際的一切決議，第三國際亦“有強追加入國際共產黨之各黨一律遵行的權力”等等。

也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國的共產黨人，始終是自覺地把自己視同國際共產黨的黨員的。因為是國際共產黨的黨員，因為是站在階級立場上來看待國家民族關系，因此，早期共產黨人在擁護蘇俄或保衛蘇聯的問題上，很少會有情感上的困擾。1924年中蘇兩國政府商談建交，涉及到外蒙占主權問題時，中共方面就公開贊同莫斯科的主張；1929年張學良發動事變，試圖武力收回中東路路權，當時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猶豫地打出了“保衛蘇聯”的旗號。

但是，以這樣一種觀點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的中國，難免會引來許多批評和質疑。

與此同時，太過把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理想化，反過來也常常使中共領導人對共產國際和蘇俄要求太多太高。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2月，國民黨內部爆發了蔣馮閻大戰，亦稱中原大戰。按照共產黨人的觀念，戰爭從來都是革命的導火索。如此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局面，自然刺激了急於成就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領導人的熱情。當時的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李立三就全力推動部署全國暴動計劃。為此，他不僅打散了黨團工會各級組織，組成了行動委員會，調動遠在農村的紅軍來進攻城市，而且明確提出讓蘇聯出兵中國東北，配合中共的城市暴動，並藉此在遠東與帝國主義列強展開大決戰。不准想像，這樣一個計劃，在莫斯科領導人看來會是何等瘋狂。李立三隨即被共產國際下令免去領導職務，發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由此一呆就呆了將近二十年沒讓回國。

早期中共為何離不開共產國際

在中共方面，因為它的組建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完成的，因此它的各方面准備都明顯不足。因此，它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從一開始就不能不是一種“父子”關系。中共早年的大批幹部是送到蘇聯去學習培養的。中共最初的黨綱、政綱，包括統一戰線和聯合國民党的政策方針，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制定的。

中共早期所以離不開共產國際，不得不聽其指揮和號令，除了理論上、實踐上和幹郎組織等方面的欠缺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財政經濟上長期無法獨立。

根據陳獨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關信件、報告和張國燾1929年的回憶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援助了。按黨章，黨員固然需要交納黨費，但骨幹黨員大都是以黨的事業為職業的，因而也必須要靠党來解決生活經費，沒錢可交。結果，從中共二大以後，黨費就收不上來了。

抗戰開始以後，中共中央逐漸開始擺脫了共產國際的領導，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中國黨這時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獨立了。

共產國際啟用毛澤東——“無心插柳柳成蔭”

從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資料可知，共產國際一直注意在中國黨內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領袖。在這方面，共產國際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陳獨秀這樣的大學教授，後是用向忠發這樣的工人大老粗，然後又挑了自己培養的留蘇學生來挑大樑，但沒有一個是他們滿意的。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澤東是在1927年初。當時，北伐戰爭順利進行，但兩湖農民運動出現了過火的情況，中共中央正力圖矯正。共產國際這時正積極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激進，對中共中央的措施頗抱懷疑態度。恰好這時毛澤東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面肯定湖南農運“好得很”。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讀到後公開表示贊賞，並將毛文刊發於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以示推崇。

國共關系破裂之後，毛澤東沒有按中央部署進攻長沙，而是率秋收起義殘部轉去井岡山“落草”。此事讓中共臨時中央極度不滿。但毛澤東卻由此開創了中共武裝割據的一片天地。對此，共產國際也很快給予了重視。到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際，他們就已經很清楚毛澤東作為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在紅軍與根據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將毛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而當1932年主持臨時中央的留蘇學生們想把個性極強的毛澤東從軍事領導崗位上排除出去，並計劃將毛從蘇區送到蘇聯去“養病”的時候，共產國際則明確地表示了反對。它明確要求中共中央必須要“團結”好毛澤東，並注意發揮毛的作用。

1934年，中共臨時中央在對國民黨的“圍剿”作戰中陷入全面危機之中，共產國際顯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澤東的作用。他們不僅批准將毛澤東重新選人政治局，而且開始在莫斯科公開譯制毛澤東的文集，並且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破天荒地把毛澤東的頭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個著名領袖人物的頭像一起，懸掛在會議大廳裏，實際上公開表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態度:毛應該在中國党內成為最高領袖。

把毛澤東推上中國黨的領袖地位，意外地帶來了共產國際領導人所未能料到的結果:動搖了中共黨內以往“言必稱希臘(蘇聯)”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中國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此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影響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中共破天荒地拒絕採取“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兩年後，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發現，毛澤東不僅毫無痛惜之情，而且還頗有如釋重負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