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12周年之際，《魯平口述香港回歸》(魯平口述、錢亦蕉整理)披露了一些當年鮮為人知的史實，引人關注。魯平，原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現任中國福利會副主席、上海宋慶齡基金會主席。本文摘編自該書。

千古罪人

彭定康一上任，就進一步大幅度地改變英國對香港的政策。兩國圍繞香港政制發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變成新一輪公開而嚴重的較量。他帶來了一套足以引發震盪的政改方案，對香港面臨的1994年區域組織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完全搞了另一套設計。表面上，這個方案仍然說要維持行政主導制；實際上，卻要急劇改變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機構的地位和權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團體和選舉委員會的間接選舉改為變相的直接選舉；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區域組織委任制，改變區域組織的非政權性質和職能。這套方案不僅讓中英之間達成的直通車安排徹底化為泡影，而且也讓香港的平穩過渡遭遇到了嚴重困難。

他這是個“三違反”的方案。一個是把功能團體的間接選舉變為直接選舉，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為了平衡參與，立法會裏應包括香港各界的代表。例如商界功能組別選出的議員應在立法會辯論時反映商界的意見。而彭定康的方案把功能組別議員的產生擴大到由公司和企業的全體職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用這種辦法產生的工商界議員很可能是一個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一般的職員，因為職工的人數自然比老闆的多。這是不合理的嘛。區議會議員，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選舉，彭定康改為全部直選。原來分四個部分，由400人組成行政長官推選委員會，也被他全部推翻，變為全部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員組成。事前也沒和我們打招呼就公佈了。我們發表聲明:這個方案違反《基本法》。

彭定康於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後的第一次施政報告，公佈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後才於10月22日到北京訪問。他想以既成事實來要挾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為基礎，提出反建議。中央決定由我和他談。一上來我就跟他說，你這個方案根本就把原來我們的直通車方案全部推翻了，整個破壞順利交接、平穩過渡。他拼命推銷這個方案怎麼好，我說這個絕對不行。那個時候我壓了一張牌沒打，什麼呢？這個直通車方案是我們跟英國互相經過外交途徑磋商達成的協議，這裏面有兩國外長交換的七封信件為證明，有文字為據的。我估計他不知道有這七封信，因為他跟外交部關係不好。最後我就把這張牌打出來了，我說，彭定康先生，有個中英兩國外長交換的七封信件，你知道嗎？他聽了，問旁邊的人，有嗎？旁邊的人說，有。他真不知道。這個人就是很強硬，他還堅持自己那個方案。

彭定康在北京與魯平等人的會晤氣氛很緊張，魯平最後說:如果你堅持這樣做的話，我奉陪到底。彭定康走了，還沒上飛機，魯平就開了記者招待會。當時他很氣憤，他的話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彭定康這個方案提出來，是個“三違反”的方案，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違反了基本法，違反了中英兩國外長達成的協議，整個破壞了我們平穩過渡、破壞直通車。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車的，我們這個直通車是得人心的，他這個是不得人心的。“他這樣做，實際上是蓄意在破壞這個談判，是對香港採取了極不負責任的態度，根本不考慮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將來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現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確是千古罪人。整個平穩過渡被他破壞了。給我們製造了很大的困難。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話，香港過渡的情況更平穩。影響香港的不止是政治體制，還有整個香港人的信心和經濟。

雖然彭定康和魯平的會面不歡而散，但中方做到仁至義盡，還是和英方進行了17輪的談判。到了第17輪，彭定康單方面中止了談判。1994年6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局通過。彭定康要通過他的政改方案，到最後一刻還少一票，他通到梅傑那裏，找來怡和，對它在香港立法局的代表下了死命令，要他對彭定康的方案投贊成票(他原來是反對這方案的)。結果方案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差強行通過。在魯平看來，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香港立法局辯論這個方案的時候，我在北京。那時候有的立法局議員不斷地給我打電話，要我做工作，我說我怎麼做工作，電話裏。他們那個時候就差一票。這個給我打電話，那個也給我打電話，我說我也很難的，我怎麼幫。

當然我們希望它通不過，通不過對彭定康是個很大的打擊，對他的威信的打擊。但是通過了，我們也不擔心，不怕。

另起爐灶

彭定康的方案有著深刻的背景，當時，中方為了應付可能到來的危機，做好了兩種準備:一方面採取堅定的立場，進行必要的鬥爭，爭取維護雙方合作的基礎；另一方面也要為最終可能出現的政制不銜接的情況，做好“另起爐灶”的準備。

那時我的確非常氣憤。你彭定康作為一個港督，怎能打破兩國外長達成的協議？後來七封信公佈，真相大白。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說:另起爐灶！既然不要“直通車”，我們就只得另起爐灶，成立籌委會的預備機構和臨時立法會。

1994年，港澳辦的牆上掛上了香港回歸倒計時的牌子，而中英的談判日趨緊張，“另起爐灶”讓魯平的工作壓力大大增強。魯平變得更加繁忙，這時候一場生死的考驗悄然降臨到魯平的身上。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做的很多事情還得不到香港人的理解。特別是這些輿論，不向著我們。我每天中午吃午飯的時候，就把昨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飯盒裏熱一熱，我就在辦公室裏面吃。這個時候，香港報紙就來了，我就一邊看香港報紙，一邊吃飯。越看越生氣，都是罵我們的，所以那個時候胃就不好了。

1994年體檢的時候，醫生要我做個胃鏡檢查。我說我太忙了，沒去理它。到了1995年體檢的時候，他說不行魯平，你這次一定要做胃鏡。做胃鏡，旁邊不是有個屏幕嘛，他就指給我看，你看有這麼一大塊黑影。他說，當然還得去化驗，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百分之九十你要動刀。他說你在家裏等著，化驗結果出來就給你動手術。我說不行，我明天要去香港出差。我在香港的行程都安排好了，都向外面公佈了，我不去怎麼跟人家交待。

1995年5月，魯平從港澳歸來，在北京進行了胃癌切除手術。因為考慮到會影響香港回歸問題，手術是秘密進行的。只是到了回歸後多年，這件事才被人們所知道。

當時我換了一個名字住院，我的病歷上就寫了另外一個名字，後來很多香港記者到北京來打聽，北京醫院說沒有這個人，魯平不在我們這裏。我動完手術以後做化療，做化療的時候很痛苦很痛苦，我的頭髮都掉光了。醫生說你要休息兩個月，兩個月以後再來第二次化療。我說我不來了，怎麼可能呢？我的工作怎麼處理、怎麼交待啊？後來我就沒再做第二療程。但是我再出來的時候，大家還是能看出來，整個人都變形了，頭髮都沒了。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挺住了。

魯平中年就已滿頭白髮，以前香港人給他起了“魯白頭”的外號。這次大病之後，魯平再出現在大眾面前，顯得虛弱而憔悴，但是為了回歸這個必須完成的任務，他還是挺過去了。

信心問題

由於港英政府的對抗態度以及輿論影響，香港回歸前，部分香港人出現了信心問題；國際社會也存在誤解，《財富》雜誌還做了一個封面專題，叫《香港已死》。

為此我們做了大量工作。為了解決香港人的信心問題，預委會、籌備會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參加。我們還聘請了一大批港事顧問、區事顧問，通過他們團結了廣大的香港人，使他們認識到:“一國兩制”不是口頭說說的，而是國策，是不會變的。我們還推動香港人成立了“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幫助香港人瞭解我們的政策。

另外一個，《財富》雜誌以《香港已死》作為封面專題。我們看了，不但得對香港人做工作，在國際上也得做。於是推動香港人成立了“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會”，專門到各國去解釋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我們和香港朋友一起到歐美、東南亞各國，見了很多國家領導人，向他們闡述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到美國國會找他們一些議員談，這些議員都是美國亞洲委員會的，應該是對中國的情況比較瞭解的。我們去跟他們解釋對香港的政策的時候，我談到我們對香港採取特殊政策，講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財政也是獨立的，司法也是獨立的。我說將來這個香港，一個錢也不用上繳給中央，我們也不在香港徵稅。這些議員聽了很吃驚，說，真的嗎？我說當然是真的，他們不相信。我們的《基本法》早就公佈了！照理這些議員是管香港、管亞洲的，他們應該很瞭解，事實上他們根本不瞭解。

當時，魯平針對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的信心問題，曾提了一個設想:在一個中立國家如瑞士設立一個保險公司給香港人投政治保險，如果企業由於香港回歸的政治原因而造成什麼損失的話，我們包賠。對於這個政治保險，我們和銀行、保險公司都研究過，他們覺得可行，可惜因為時間比較倉促，這個問題最後沒有落實。因為這樣的措施可以幫助解決信心問題，有這樣的作用。而且，如果包賠，我們是必賺的，百分之百賺。你保多少我賠多少。你保一億我賠一億，你保一百億我賠一百億，穩賺的。因為我們有信心，絕對不會因為政治原因讓任何企業有任何損失。

這11年來逐漸地證明了我們的確是在香港貫徹“一國兩制”的政策，所以很多移民到外國去的香港人，1997年以後紛紛都回到香港來。

信心問題當然現在還有，但與1997年相比就大不一樣了。當然，我們還要做大量工作，儘量減少香港人的顧慮。在政策上多給香港人一些傾斜。

我想現在很少有香港人會擔心香港會變成社會主義了。美國的《財富》雜誌也承認當時講香港已死是錯誤的，做了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