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文化人群體的驚人相同選擇

“文革”中我國究竟有多少文人自殺？就筆者所掌握和接觸的材料來看，十年浩劫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1967年夏天，詩人田間和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里被造反派監管在一間房子裏。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亡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田間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只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1979年春夏之交，筆者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吊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在這裏投湖自盡的。筆者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筆者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閑坐的老工人，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他告訴筆者:“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裏”””

鄧拓先生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不見血的誣蔑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捨身赴死了。1980午春節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筆者也應邀參加。會上遇至哪拓先生的夫人丁－嵐。筆者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志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一嵐大姐沉痛地說:“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於是，在那祖國大地萬民心驚膽寒的日子裏，鄧拓殺身成仁了。據人民日報社的同志說，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深夜，鄰居見他站在桌子上，借手電簡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獻給國家。他是多麼捨不得丟棄這－切!可他只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 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鬼蛇神”遊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發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逕自來到釣魚台流出來的清水問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個本子，上邊赫然寫著兩行字:“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幹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摑對，笑雨先生選擇了尊嚴。

“文革”初期，來自上海的壞消息幾乎不斷:先是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代文藝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雙雙自裁；接著是作家葉以群跳樓自殺。傅雷先生在遺言中說，他之所以走上絕路，是因為過那樣的日子比坐牢還難受。後來又傳來詩人聞捷的死訊。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樓。聞捷曾是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後來他調到上海，在上海當權的張春橋之流屢屢發話並組織力量整他時，他感到無路可走了，在那個心如刀絞驚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間的門窗縫隙用紙糊牢，然後打開煤氣””死時才48歲。

那時的自殺，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筆者住的大院裏“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著名文學史家、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綬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

筆者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贊、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24名。翦伯贊先生在多種威逼面前，不寫材料証明劉少奇同志有叛變行為，結果，在高壓逼迫之下寧死不屈，最後，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訴筆者，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眺樓和上吊的。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裏，單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他們都是我國音樂界的精英，其中有幾位還是賀綠汀老先生千方百計從國外請回來的。當張春橋下令“火燒”這座“資產階級頑固堡壘”時，這所學校又有17名教師死於非命。

被譽為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淩辱，又不甘舍棄為之獻身二生的京劇昆曲，她最後竟身著戲裝上了吊。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在被輪番批鬥時，那些整她的造反派們心毒如蠍，竟專打她動過手術的傷口(乳房處)，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對高樓外茫茫黑夜，沖出窗外。還有評劇著名演員小白玉霜、黃梅戲的驕傲嚴鳳英，都是憤然服毒，斬斷那如花的生命。嚴鳳英生前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國民黨潛伏特務，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微型發報機，讓她靈魂不得安息!

“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筆者，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那是由市委書記磽塘、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經過市區梅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具三具。他曾見過一對夫妻死後被打撈上來時，－條毛巾系住兩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離，那情景讓人傷心慘目……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沖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江青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麼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烈而瀟灑地走了。死時坐依在二棵樹幹上，那不屈的身軀沒有倒下，象徵了他的人格。

我們敬愛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傳出的噩耗。這個噩耗使整個文藝界，整個北京城如雷擊頂。據舒乙著文介紹，日本作家井上靖為紀念先生，1970年曾寫過一篇題為《壺》的作品，說老舍曾對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那窮人的骨氣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氣。

同樣，蘇州城裏有個周瘦鵑老先生，也是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典型。當那個陰陽怪氣的張春橋宣佈他搞盆景藝術是復辟資本主義時，這位70多歲的老人看到自己幾十年傾心製作的數百種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過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來參觀，並博得外國藝術家驚嘆和贊賞的藝術傑作毀於一旦時，便毅然跳進自己庭院裏那口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