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28日，武漢“華創會”;6月29日-7月1日，大連“海創周”，連續兩場針對頂尖人才的大型“招商引智”活動拋出一個話題：如何吸引海外英才?

6月29日，央視引述中國人保部副部長王曉初表示，相關部門正在研究，但“雙重國籍”的問題非常複雜。最現實的做法是進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即中國“綠卡”)，為已取得外籍的留學歸國人才提供便利。

但著有《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發展史》等書的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教授卻認為，如果國籍政策不放開，不僅解決不了人才流失的問題，甚至也無法留住那些甘願為中國服務的國際高端人才。

移民的背後

27歲的博後黃歡(化名)，留美已近7年。朋友說，他想綠卡想得“眼睛都綠了”。而他所求，格外簡單：結束與女友兩地分居的生活。

“一個城市裏，可供我倆選擇的職位本就不多，而兩個沒有綠卡的外國人，又都需要H1b(臨時工作簽證)，但願意辦理的雇主很少，同時，簽證名額又受限制。”於是，黃歡和未婚妻分別選擇了華盛頓與紐約，單程5小時的距離。每兩周，他們才能見一次。

而黃歡周圍，許多朋友都曾因沒有綠卡而無法與愛人在同一座城市工作。“我們青春的尾巴，二十八九歲的美好年華，都在高速公路上度過了。”

那時起，黃歡意識到“綠卡”的重要。“我跟我們家MM(美眉，指未婚妻)說，以後，我都讓著你，再也不吵架了，省下時間發論文掙綠卡。”由於EB2(高學歷專業移民)的排期太長，他選擇衝擊EB1A，即，傑出人才移民，而這需要黃歡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

“已在專業期刊發表論文20篇，被同行引用90次，參與論文評審18次。”目前，黃歡的“成就”已能基本確保綠卡，但他削尖腦袋想把三個數字刷得更高，以求“勝券在握”。

黃歡，2005屆北京大學物理系全優畢業生，而後，獲得美國某常青藤大學博士學位。如今，他一邊在頂級實驗室進行博後研究，一邊為了愛情拼命賺綠卡。

據美國《科學》雜誌統計，清華和北大兩所中國名校是輸送美國博士生的第一、第二陣營，而這些高材生大多成為“海鷗”，而非“海龜”。

譬如在2002年獲得美國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的2300餘名中國留學生中，直至2007年仍然留美的占比92%。他們大多已拿綠卡，或者加入了美國籍。

“在這一點上，不能責怪他們。美國不少尖端實驗室是不對非美國公民開放的，錢學森就是因為取得了美國籍，才得以加入軍隊，進入美國核心。”葛劍雄說。

“綠卡，或者公民身份，只有這些條件才能輔助我們找到工作，學有所成。”至於回國，5年內，黃歡沒有打算。他幾個博後朋友寫給記者的“暫不願歸”的理由包括：科研條件、學術氛圍、考核制度，等等。

“我很想回北大講課，喜歡學生鼓掌的感覺。但這些要等到我能夠獨立研究之後，現今羽翼未豐，而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都在美國，我豈能錯過?”不過，待時機成熟，也許早已無法歸去。這是黃歡不少師兄師姐的糾結之處。

卡住的“青春”

“他們之中，已獲永居權的，為了保持綠卡回不去;入了籍的，因為繁瑣的簽證回不去。”黃歡解釋，這些“障礙”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於是，不少海外華人選擇綠卡但不歸化。“而他們一旦回國工作，那麼，這張綠卡將遊走於吊銷的邊緣。”在黃歡看來，不願放棄綠卡的心情不難理解，而即便願意放棄，回國後的他們也會面臨各種麻煩。

曾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任教的許德音教授寫下過這樣的故事：學院裏來的歸國博士，不少是拖家帶口的。最新來的一對年輕夫婦，曾在美國名校教書，都有綠卡，但一對生在美國的兒女的身份卻成了問題：若是美國公民，孩子出生時父母尚未取得綠卡，中國國籍法不承認他們的外籍身份;若是中國公民，孩子已是就學年齡，卻辦不了戶口。夫婦兩人為此苦惱不已，甚至考慮返回美國。

而在美華人若已入美籍，中國籍即被取消。這意味著，歸國前，他們要和所有老外一樣排長隊，去中國大使館辦理簽證;回到“祖國”後，24小時內向當地公安局“報到”;在“老家”呆滿半年後必須出境再簽，否則，代價是最高每天5000元人民幣的罰款。

與此同時，中國“綠卡”十分金貴。據民進會員、浦東人才交流中心胡晶反映，自2004年《外國人在華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實施以來，上海已有近1000人獲得“綠卡”，浦東地區占比20%。然而，目前在浦東創業的境外人才多達3.5萬，歸國留學人員1.3萬名。

而中國“綠卡”門檻之高從已獲永居權者的名單中便可窺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美籍華人數學大師陳省身、西門子副總裁博格、原瑞士羅氏制藥有限公司中國區總經理威廉•凱樂、曾參加過八路軍的日本人中村京子等等。

“雙重國籍主要針對這樣一群人，他們不願意放棄現有的國籍，而中國需要他們為我們服務。”葛劍雄表示，上海要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對國際化人才的需求很大。但對願意為滬工作的美籍人才而言，若他不放棄美國籍，那麼申請工作、孩子教育等等將面臨不便;若他放棄了，他的工作又會受到外國限制。比如，美國護照幾乎可以全球免簽證，這是極大的工作便利。

開門引智

黃歡和他的留美朋友自喻“卡”住的一代，動彈不得，而這只是我國海外流失人才的冰山一角。6月28日，華創會“武漢論壇”上，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勾勒了全貌：自1978年以來，我國累計向國外輸送留學生、學者總計192萬，目前僅回國60萬，比例不足1/3。

2010年，中國以近14萬赴美留學生躍居成為美國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而據美國統計局估計，目前，在美華人已突破400萬，其中，持綠卡者53萬，入美籍者近350萬。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幾大老牌移民國，中國亦是輸出人才移民最多的國家。

當中國人才全球輸出，“回流”卻十分有限，除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比例低，吸引的國際人才亦規模較小。截至2009年，全國持工作簽證的外國人僅22萬，而在京、滬、穗等“國際大都市”，國際人口占比不足0.5%，與之相對，紐約、倫敦、巴黎等城市，這一數值普遍超過10%，甚至達到20%-30%。

“中國人才流失的形勢十分嚴峻，急需出臺新的政策以適應新的國際人才競爭。”今年兩會前夕，王輝耀在建言書中提到，建議修改國籍法，採用港澳臺地區針對雙重國籍的默認政策。

王輝耀告訴記者，放開雙重國籍有利於吸引海外資金、人才以及技術，反之，則不能阻止人才流失，因為，如果一個人才若具備移民歐美的條件和主觀意願，那麼，即使剝奪本國國籍，他也會選擇移民，同時，還會因為失去了祖籍國的國籍而把本可能保留在祖籍國的產業全部轉移至海外。

“中國應堂堂正正地承認雙重國籍。”葛劍雄告訴記者，目前，中國有不少政策，比如，安家費，給予了外籍人才部分“國民待遇”，但這些做法並不規範。如果能夠通過雙重國籍的途徑解決問題，實現化暗為明，那麼，雙方都將更加方便。

而規範的操作，意味著一整套嚴格的標準，換言之，中國目前需要引進怎樣的人才，對應地，他們才能夠享受“雙重國籍”的權利。“有關這一點，相關部門應該進行仔細的制度研究、設計，確保公平、公正。”葛劍雄說。

多位受訪學者還告訴記者，我國嚴厲的單一國籍政策，實際上已不能滿足全球化時代人才流動的需求。改變已迫在眉睫。

短期不會放開

事實上，“雙重國籍”在北美華人界並非新鮮話題，相關討論“一陣冷，一陣熱”，已經歷時多年。

“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有其歷史原因，主要是為東南亞華僑考慮。”長期關注科技人才流動的旅美學者田方萌告訴記者。1955年之前，中國 “默認”雙重國籍。但此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爆發大規模“排華潮”，懷疑中國向其“輸出革命”。為打消這些國家的疑慮，保護當地華人免遭迫害，中國政府宣佈廢除雙重國籍，並將之寫入法律，延續至今。

在王輝耀看來，當時，上述舉措確實頗為有效，不僅有利於海外華僑華人融入東南亞主流社會，也逐步改善了中國同這些國家的關係。然而，多年後，國籍問題因人才流失被重提，而當初的問題依然擺在那裏。

“如果中國又承認雙重國籍，容易引起東南亞等國的猜疑，不利於當地華人的長遠生存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戴瑞君在《雙重國籍再思考》一文中如是分析道。

但葛劍雄的反駁同樣有理，“這種關係在外交上應當‘對等’。比如，有些東南亞國家反對‘雙重國籍’，那麼，我們仍然採取不予承認的做法。但是，如果對方承認，我們也應該承認。”

目前，官方的態度十分謹慎。7月2日，一位接近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人士告訴記者，雙重國籍的話題因近來加拿大以及北美華人的再度熱議而引發各方關注。但國籍法的修改，涉及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話題。短期內，國籍政策不可能放開。

“這未免太看重雙重國籍的作用了。”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系副主任陳琪表示，“所謂‘外交政策’是指如何實現外交目標，比如，怎樣處理南海問題，怎樣與美國打貿易戰，但雙重國籍能帶來什麼樣的實際收益?基本沒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吸引人才歸國。”

而撇開東南亞，“我的擔心是，放開這一政策將進一步拉大國人的不平等感，少數精英的‘雙重國籍’身份可能會使普通民眾覺得他們離心離德，從而減少社會凝聚力。”田方萌說。

“還有一種可能是，這將為官員外逃、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等等提供某種便利。”黃歡說。

第三條道路

“不應拘泥於‘雙重國籍’這一說法，也不一定要死咬這個法律概念。”在王輝耀看來，目前，更實際的是要求政府放低中國“綠卡”門檻，同時，出臺類似“海外公民證”或“海外華裔卡”的政策，以此承擔部分“雙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