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將魯迅神聖化

“魯、郭、茅；巴、老、曹”，將魯迅推上現代文學頭把交椅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生從未與魯迅謀面的毛澤東。

1934年初，馮雪峰在瑞金見到毛澤東，向毛彙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毛澤東對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後，他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後，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後，並不生氣，反而開懷大笑。

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便養成常讀魯迅的習慣。1938年1月12日，他給當時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艾思奇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

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20卷本《魯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這是我國第一次出版《魯迅全集》。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上海輾轉送到了陝北根據地，毛澤東得到了一套。

這套20卷本的《魯迅全集》一直伴隨著他，從陝北帶到了中南海。毛澤東逝世後，報紙上發表過一張他站在書櫃前看書的照片，他手裏翻看的正是為他及其他視力減弱的中央領導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魯迅全集》。

魯迅的作用和影響力，毛澤東看得很准。1934年與馮雪峰熱議魯迅時，他正受到王明勢力的冷落和打擊，被排擠在中央領導層之外，聽說中央局有意請魯迅主持中央蘇區教育工作時，他搖頭說：“真是一點不瞭解魯迅！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魯迅的作品1923年便開始入選中學語文教材，民國時期選入教材的多是小說、散文。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稱魯迅為“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於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

南京當局雖未採納為魯迅“舉行國葬並付國史館立傳”的要求，但孔祥熙以個人名義送了挽聯——“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

10個月後，“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緊迫的時局淡化了魯迅知識分子的獨立形象，“戰士”、“鬥士”的形象被高揚起來。郭沫若以他慣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魯迅並沒有死！目前在前線上作戰的武裝同志，可以說個個都是魯迅，目前在後方獻身於救亡活動的人，也可以說人人都是魯迅。魯迅化為複數了。”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北發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並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後，解放區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鬥雜文”，而國統區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於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大旗。

愈學習魯迅，愈沒有魯迅

建國之後，魯迅作品的解讀朝著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記者身份回到大陸，這一年恰是魯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魯迅的神話化和庸俗化的笑話，那是隨處可見的”。同年，他的《魯迅評傳》在港出版，影響巨大，但因為這是一本“人化”的魯迅傳記，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陸出版。

中國社科院魯迅研究室研究員張夢陽終身致力於魯迅研究的“科學化”，“1957年，馮雪峰、陳湧、李長之、許傑等研究魯迅的學者陸續被打成右派，魯迅研究的學理精神完全被扼殺。背離真實性和魯迅精神的極左傾向，統治了整個中國的精神文化界，魯迅研究領域首當其衝，成為了重災區。”

《魯迅批判》的作者李長之被批鬥，一工宣隊隊員指著他的鼻子罵，“是你寫的《魯迅批判》麼？魯迅是可以批判的麼？就沖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

文革初，魯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學語文課本，兩年後，形勢發生變化，魯迅雜文被全面收編，進入政治話語體系。

196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大會上，姚文元做了題為《紀念魯迅，革命到底》的報告，“發揚魯迅‘打落水狗’的戰鬥精神”，“對人民的敵人決不寬恕”。

許廣平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發言則令人瞠目，“毛主席稱讚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針政策……”，“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嚮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那是一個可怕的年代，許廣平講那樣的話也是迫不得已，人們應該原諒。”張夢陽的觀點得到不少人的贊同。

學者朱健國反思那個時代，“愈號召學習魯迅，結果愈沒有一個魯迅。魯迅著作中，好像什麼都預料到了，就是沒有想到，魯迅會在偉大者的表彰、宣傳之中真正永遠消逝。”

文革前夕，毛澤東給江青寫信，信中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

此語一出，萬人追隨。1973年底，魯迅作品集的單行本全部出版，成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糧。文革後，《魯迅語錄》大量出現，斷章取義、任意曲解魯迅作品及言論的現象登峰造極。

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黃喬生給本刊記者展示了一本蓋有“魯博革命縱隊”紅章的《魯迅語錄》，他曾經就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版本的《魯迅語錄》做過專題研究。

“編印魯迅語錄的主要目的是用魯迅的話來注解毛澤東思想。現在見到的較早的版本是首都紅代會、新北大井岡山兵團魯迅縱隊編印的《魯迅語錄》，1967年9月出版。此書封面的大小、版式設計和字體都與當時的《毛主席語錄》極為相似。扉頁上有紅色題詞：‘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友魯迅精神不朽！讓我們踏著文化革命先驅者魯迅的足跡前進！讓我們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道路上前進！’這段話出自陳伯達在紀念魯迅逝世30周年大會上所做的閉幕詞。推測起來，這本魯迅語錄有可能是陳伯達指示或主持編寫的。”

此後，全國各地陸續出現很多版本，有的叫《魯迅語錄》，有的叫《魯迅言論錄》，有的是自編，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當時出版界已陷入無序狀態，一般語錄都是非賣品，黃喬生發現惟一一本有定價的語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紅色出版兵”編輯的，定價4角。

“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

1946年魯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編的《文藝春秋》月刊10月號上推出了一個紀念特輯，以“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為題，邀請15位知識分子筆談。茅盾、田漢、施蟄存、臧克家、蕭乾等人紛紛提筆，所答均緊扣當年6月內戰全面引爆之時局，好幾位作家談到李公僕、聞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馬敘倫的挨打，認為魯迅如果活著，也難逃厄運。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科學、教育、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間羅稷南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

毛的回答語驚四座，“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毛澤東與羅稷南的對話最早由魯迅與許廣平的獨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其後，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出版人朱正在《魯迅的一世紀》一書中分上下兩章展現了諸多歷史細節。

曹聚仁在《魯迅評傳》“政治觀”一章中稱魯迅“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並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麼成就”。他始終堅持魯迅的一生只是一個“革命的同路人”。

胡適眼中的魯迅，“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他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揣度魯迅與共產黨之間的關聯，“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

真正改變魯迅對革命者認識的人是瞿秋白和馮雪峰。魯迅將瞿秋白引為“知己”，曾抄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相贈。瞿秋白英年早逝，共產黨又把馮雪峰派到了魯迅身邊。

除了以筆為匕首投槍外，他還為共產黨做了很多具體的事情，例如幫助成仿吾找到黨組織；通過日本友好人士為共產黨搜集情報；方志敏入獄後，他成為方和黨中央特科的交通橋樑，在他的建議下，方志敏利用敵人軟化他的時間，寫下了《可愛的中國》等文章，流傳後世。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寫到某天同魯迅去看電影：

魯迅先生坐在××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記了，新聞片是蘇聯紀念五一節的紅場。

“這個我怕看不到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魯迅先生向我們周圍的人說。

這個美好的願景並非魯迅對新中國的惟一假想。左聯後期，他同周揚等人分歧日劇，難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聯成員，解放後曾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信中，他說，“我在這裏，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閒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麼也不做……”在給曹靖華（留蘇學生，參加過魯迅主持的未名社，後因介紹蘇聯革命文學，代魯迅搜集蘇聯版畫和革命書刊，往來密切）的信中，他將周揚等左聯領導比作“手執皮鞭，亂打苦工脊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揚等人唱高調，發號施令，不對敵人認真作戰，於是寫信給胡風，“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