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應伺機恢復其有份籌組的國統會

搶在蔡英文訪美前面打「預防針」的馬英九競選辦公室「臺北加油讚」執行長金溥聰,在被媒體問到馬英九連任成功後是否會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到大陸訪問時回應說,兩岸之間,「不排除一切可能性。」他指出,一旦馬英九連任,會盡量在兩岸之間取得一個善意,在異中求同的框架下,推動有利於兩岸和平共存的合作計劃。只要兩岸彼此有了默契,希兩岸擱置爭議,務實地解決兩岸問題後,未來在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都還有發展的空間。至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是否有迫切性?馬英九沒有提到任何時間表,任何只要是對台灣好的事情,都可以列入考慮範圍。

由於金溥聰與馬英九的親密關係,瞭解馬英九的思維脈絡,故相信他的這番話,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馬英九的想法。其實,在兩、三年前,人們都普遍認為,以馬英九爭取在歷史留名及擔心台灣會走向「台獨」的秉性,必會走到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甚至簽署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協議這一步,以為未來開拓正式進行兩岸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空間。但由於他要爭取連任,故不會在其第一個任期內進行,待成功連任,沒有選票壓力後,即會進行歷史性的「胡馬會」或「胡習會」。

為此,當馬英九要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時,就有人認為,他這是除了達成黨政合一,迫令黨藉「立委」一切行動聽指揮之外,也是為了到大陸訪問尋求一個合適的身份。因為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他的「總統」身份畢竟不能到大陸,而藉著「國共平臺」和遵循「胡連會」、「胡吳會」的模式,進行「胡馬會」或此後的「習馬會」,倒是較為適宜的身份。

但是,馬英九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及擔心連戰、吳伯雄反「獨」不反共走得太快,找來台聯黨出身的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委,充任「踩煞車」的腳色也就算了,他在就職後未有恢復被陳水扁「凍結」了的「國統會」和《國統綱領》,即始終令人難以理解。實際上,陳水扁當初是要「廢統」的,但在北京的強烈批判、國民黨的強力抵制和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才改為「終統」的,亦即「終止運作」、「終止適用」,含有將來還可以恢復適用和運作的意思,這就為馬英九恢復「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留下伏筆。

但馬英九卻始終沒有恢復「國統會」的運作和《國統綱領》的適用,相反還籍著「三不」而強調「不統」。為此,許多人都指出,成立「國統會」,起草《國統綱領》及「國統會」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時,馬英九時任「陸委會」特任副主委,是「陸委會」的主事人,也是「國統會」最核心的幕僚,從頭到尾親自主持了這一系列的幕僚工作,並作出了重大貢獻,難道他對此一點感情都沒有?

其實,馬英九對《國統綱領》及「國統會」《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是採取了「召之即來,呼之即去」的態度,凡是對自己有利時,就翻出來作為攻擊對手的有力武器;凡是形勢對自己有利時,就讓它藏在倉庫裡睡大覺利。不是嗎?就在蔡英文公佈其《十年政綱》的「兩岸篇」,否定及拒絕「九二共識」時,馬英九當時即使是台風「南瑪部」襲台,也不惜冒著被批評「不救災,卻搞選舉」的批評,趕回「總統府」召開緊急記者會,把過去的文件翻搜出來,聲稱在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 的「國統會」會議中,通過了「一個中國」的涵義,並成為當年十月海基會在與海協會商談時,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理論基礎,從而與海協會達成了「九二共識」。馬英九為了強化這段歷史的真確性,還強調當年由李登輝主持通過這個決議時,「當時我也在場」,並表示連陳水扁都說「有這個東西」。此時,「國統會」就成了他批判蔡英文的強有力武器了。

最近,台灣五南出版社出版了曾任《聯合報》和《中央日報》記者,現任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福鐘的《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一書(此書估計是其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修讀博士學位時的論文的基礎改撰寫),就力證馬英九從「國統會」的草創階段,到「國統會」先後通過《國統綱領》及「一中內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書中指出, 一九九零年八月一日 ,「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奉李登輝之命,邀約「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國安會」副秘書長董世芳(即澳門國父紀念館的黨產物業代表持有人,已逝)、「研考會」主委馬英九、國民黨副秘書長鄭心雄等人,在「行政院」四樓會議室開會,討論成立「國統會」相關事跡。施啟揚又邀請「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研考會」副主委高孔廉參與,後來「行政院」法律顧問、著名律師陳長文也加入。 八月六日 ,上述人士再次開會,作出九項結論,將「國統會」定位為諮詢性質,委員為無給職,由「總統」聘任,並定出成立的時間(「九月中上旬」。因此,馬英九可說是「國統會」的催生產婆」之一。

至於《國統綱領》,是在「國統會」委員陶百川於「國統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國家統一的目標程序」的基礎上,由以馬英九為核心成員的「國統會」幕僚小組(馬英九也是「國統會」第一、二屆的研究委員)研擬草案,再交由「國統會」全體會議通過的。而《國統會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本的研擬,馬英九也有份參與,而且就是針對海協會提出「一個中國」的「三段式」論述而創制的,後來就成為海基會在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中及其後雙方來往信函的基調。因此,馬英九所說的「當時我也在場」,正是理直氣壯。

實際上,據《國統會研究委員與研究委員會議運作要點》,研究委員應列席「國統會」委員會議,及承「國統會」主委之命,對國家統一與大陸政策,得適時提出研究意見,得隨時主動向「國統會」主委提出有關研究心得。全體研究委員會議,以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李福鐘的《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一書直指,研究委員會議是「國統會」的另外一組重要成員。《國統綱領》及「一個中國涵義」的擬定,都是先由研究委員會議三番兩次討論,擬出草案,最後交由「國統會」全體會議修改通過,實際上成了委員會議的幕僚群 。

因此,既然馬英九對他過去的經歷那麼懷念,並作為自己反擊蔡英文的有力武器,就應恢復自己曾深度參與創立的「國統會」,及親自參與擬制的《國統綱領》。

(發自盧森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