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社會矛盾、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民主政治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都對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出了客觀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

1911年，中國發生了比較完全意義上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僅僅過了十年，1921年中國發生了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這兩個偉大的事件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循著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可以清楚、明確地看到，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現實，呼喚著新的階級力量及其領導者、組織者的出現和擔當；同時，辛亥革命又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創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組織條件。

複雜社會矛盾賦予無產階級歷史使命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矛盾，呼喚著無產階級及其領導者組織者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辛亥革命有著偉大的歷史意義。它不僅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而且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創立了共和制的中華民國。至高無上的皇權都可以推翻，這一事實本身就大大地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大大地推進了人民大眾的思想解放，為中國的先進分子尋求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的道路拓寬了視野，提供了較為寬鬆的大環境。

但是，由於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的弱小和其固有的階級局限性，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在實踐上也沒有完成這一當時中國社會最迫切的任務。革命後的中國社會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因之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

一方面，辛亥革命後，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榨，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險境。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月5日政府宣佈對外文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革命之前，滿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凡革命以前滿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

這就是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領事裁判以及租界等等一概有效。臨時政府以為用這樣謙恭的態度能夠換取帝國主義對自己的支持，甚或停止進一步的侵略。事態的發展證明，這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僅僅過了三年，日本帝國主義以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為誘餌，於1915年5月9日強迫袁全部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這個亡國條約規定了日本在我國的山東省、東三省的南、東部及內蒙古的特殊權利；規定“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聘用日本人為中國政府的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合辦某些地方的警察局、軍械廠，把一些地區的鐵路建造權、開發礦山投資優先權讓與日本，等等。

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時期，日本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為由取得了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五鐵路以及吉、黑兩省的森林、金礦的抵押。以“無線電臺借款”、“有線電報借款”為由，控制了我國的電訊事業。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的名目取得了所謂中國參戰軍的指揮權。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日本與段政府以共同抗敵為口實，於1918年5月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由此日本取得了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我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

另一方面，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使蒼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袁世凱，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假冒擁護“共和”，騙取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協，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他政權一到手，就展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一手導演了暗殺國民黨著名活動家宋教仁的醜劇，不久又取締解散國民黨。他對民主共和的標誌——國會，也嫌其掣肘，下令解散。他廢除曾起過積極作用的孫中山先生參與制定的規定主權在民、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各種自由民主權利的南京臨時約法，炮製了賦予他個人極大權力的憲法，為他當皇帝鋪路。為了當皇上，他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當了八十三天的洪憲皇帝，終於在全國人民的唾棄中死去。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奉三大系，同時各省還有不屬於北洋系統的小軍閥。中國出現了一個去掉一個清朝皇帝，接著又出現了袁世凱等一批大小軍閥即大小皇帝的局面。這些大小軍閥為了取得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在各自的洋主子的支持下，擴充實力，從而引起了無休止的爭鬥。戰亂使蒼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把先進分子、革命人士誣為亂黨，對其捕殺不已。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的李大釗烈士，就是犧牲在奉系軍閥的絞刑架下。他們豢養了那麼多兵丁，兵丁要吃飯穿衣，就靠橫徵暴斂。這就使已無生路的蒼生百姓除了反抗只有滅頂。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這種矛盾，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就以各種形式抗爭，力圖解決。農民群眾鬥爭了，但是失敗了；資產階級改良派鬥爭過，失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鬥爭過，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勝利，但在徹底解決這個基本矛盾問題上，也失敗了。

客觀存在的基本矛盾，呼喚著徹底解決。出路在哪里？依靠哪個階級才能完成這個歷史使命？歷史作出了回答，只有依靠新的階級即中國無產階級，才能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

中國工人階級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企業的發展而產生、成長起來的。

中國工人階級最早產生於19世紀中葉的外國在華企業中，隨後又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的官辦企業和70年代興起的民族資本企業中。這就出現了一個很獨特的情景，即中國的工人階級比本國資產階級的產生早一些，資格老一些，因而社會基礎更廣泛一些。

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有很大的變化。資產階級革命派掌握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權，不少商界人士也都參加了各地的軍政機構，擔任了要職。社會政治地位的變化，使其不僅獲得了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某些發言權，而且可以通過所掌握的權力，制訂若干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頒佈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1914年1月同時公佈了《公司條例》和《公司保息條例》；1914年3～4月頒佈了《礦業條例》和《審查礦商資格細則》；1915年公佈《農商部獎章規則》，等等。

這些條例細則，雖然不夠完善，有的公佈後並未實行，但總體上看起到了積極作用，解除了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廢除了封建性的專制壟斷等。這就開創了民國初年民族資本發展的有利局面。再加上當時正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使得中國民族工業獲得了一個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據統計，從1914年到1919年，民族資本共新設廠礦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資本8580萬元，平均每年1430萬元，年平均設廠數和投資額均比此前19年間增長一培以上。民族資本在全國產業資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隨著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也在發展，據統計，辛亥革命前，中國的產業工人約10萬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萬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已達200萬人以上。

與產業工人同時存在的還有約4000萬手工業工人、運輸業的苦力、雇農等非產業工人。這些人與產業工人一樣處於社會最有底層，靠出賣勞力活命。

中國的工人階級除具備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共有的優點外，還具備自己的特點。這主要是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剝削，惡劣的勞動條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條件，遠超過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群眾，這自然會培育出中國工人要求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即培育出極強烈的革命性。中國工人階級人數相對來說比較少，但大多出身於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瞭解和深切體會貧苦農民大眾的生活艱辛和苦難。所以當鬥爭需要時，他們很容易發動和組織廣大的貧苦農民參加鬥爭，形成極其廣大的革命陣營，陷敵於孤立。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具有最徹底的革命性和堅強的戰鬥力。

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中國的工人運動也在逐步開展。

辛亥革命時，許多地區的工人群眾都參加了革命鬥爭，成為革命的重要動力之一。

辛亥革命後，工人的罷工鬥爭顯著增長。據不完全統計，由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記載的罷工鬥爭共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的8年中，有記載的罷工就達到130次，罷工的規模也擴大了。這其中值得關注的是1916年天津人民反對法國侵佔老西開地區的鬥爭，法租界的工人罷工成為這次鬥爭的主力。罷工的威力，迫使法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放棄侵佔老西開的打算。這顯示著中國工人階級愛國熱忱和覺悟程度的提高，預示著中國工人階級即將走上政治舞臺。

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開始時主要是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在堅持鬥爭，這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高潮時達到10萬多人。上海工人的行動推動了全國各地的罷工風潮，很快擴展到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最終使五四運動取得了勝利。中國產業工人以如此大的規模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政治鬥爭，表明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成為中國革命的新的領導階級。

當然，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必須取得先進的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科學的思想，即馬克思主義的武裝，並在這一先進思想指導下，組成與舊式會黨、行會完全不同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作為司令部來領導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勝利地進行鬥爭。

社會民主政治逐步發展

民國初年民主建設的最大成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規定國家主權在民的國家根本大法——《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