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蘊茜

四、光复后國民党在台推廣孫中山崇拜

1945年10月25日，中日雙方代表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儀式，會場中懸挂大幅孫中山遺像。受降儀式結束后，中方代表兼總司令陳儀即席廣播，稱台灣光复，應該感謝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而尤其應該教我衷心銘感不忘的是創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國父孫先生及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的蔣主席”。下午各界在中山堂舉行慶祝台灣光复大會，陳儀在親臨致訓時將三民主義傳輸給台灣民眾，“勉勵全台同胞為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而努力的邁進”。

此后，國民党在台灣頻頻舉行各類紀念儀式，其中均包含孫中山紀念儀式。台灣光复一周年時，蔣介石赴台“考察一年來台省接收复興的成績外，并親自主持今日光复周年紀念盛典”。他在紀念儀式上大力宣傳國父及三民主義，強調孫中山提出的“恢复台灣鞏固中華”革命對策，強化民眾對祖國的認同。此外，蔣介石更強調要使人民的“民族意識一天一天加強”，使台灣同胞所受的殖民痛苦得到解除，“從而對祖國的期望能獲得滿足”。蔣介石還進一步指出，今后“應該加強人民的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政府“領導人民，努力建設，則三年五年之后，台灣必可成為模范的省份”，

孫中山及三民主義既是國民党在大陸實施統治的合法性來源，也是在台恢复主權后的重要象征來源。因此，各類孫中山紀念儀式迅速在台灣普及，以促使台灣民眾完全接受國父及三民主義。國民党在台灣推廣舉行時間頻度最高的紀念儀式－－國父紀念周，机關、學校、團体必須于每周一舉行紀念孫中山儀式，向党國旗、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并朗讀國父遺囑。与大陸一樣，除一般性紀念周外，還有擴大紀念周。如1946年1月28日，嘉義市政府在中山堂舉行各机關、團体、學校共同參加的擴大國父紀念周。此外，其他各類孫中山儀式也開始普及，而“恭讀總理遺囑”儀式隨之進入机關、學校和社會團体。如公務員、區長、鄉鎮長宣誓就職儀式，要向總理遺像宣誓效忠三民主義。各种成立大會、座談會也都舉行紀念孫中山的儀式，如新生教育會、台灣科學振興會成立大會、台灣嘉義商業公會、台灣新竹市省立醫院及市立衛生院預防霍亂座談會等，均舉行孫中山紀念儀式，以至“行禮如儀”成為光复后台灣《民報》新聞報道中的常用詞匯。

其次，政府在島內推行官方規范的紀念日制度，其中兩大紀念日是孫中山誕辰与逝世紀念日。台灣光复不久就迎來第一個孫中山誕辰紀念日，11月11日，台灣《民報》發表社論，題為《勿忘國父血斗史》，并刊登《孫中山先生略傳》，為第二天國父誕辰紀念典禮做宣傳。12日，行政長官公署舉行隆重紀念儀式，社會各界踊躍參加，陳儀親任主席，向國父遺像行三獻禮，全体唱國歌，“向党國旗敬禮，再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后”，“主席向國父遺像恭讀總理遺囑，全体循聲朗誦，再向遺像俯首默誦三分鐘”。《民報》稱:“台灣收复后第一次紀念國父誕辰，這种意義特別重大，就好像我們的國旗党旗在台灣樹立起來。”由于日本在台統治50年，极力推廣日語，不少民眾只懂日文，為了讓這批台灣民眾對孫中山有全面了解，在出版的首次紀念國父誕辰專刊中，特別用日文報道“國父之誕辰日”。

以后，台灣各地每年都舉行孫中山誕辰紀念會，如1946年11月12日，台灣省政府再度舉行紀念會，恰逢國民大會召開，慶典尤為隆重。陳儀主持大會，台上正面懸挂“國父原色大遺像及大國旗”，各要員發表演講，再述“國父革命目的在求复興中華民族，本‘和乎、奮斗、救中國’之旨畢生努力，即期完成國內和平統一之局面”。陳儀強調“台灣實為三民主義試驗場，將建設一模范省”，呼吁台灣同胞努力完成建設工作。台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壽以台語演講，略謂:“我國今日能列四強之一，實為國父領導之結果，但國父之理想尚未完全達成，尤其是國家未能和平統一，誠為遺憾。我們須繼續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完成建國大業。”是日，“放假一天，市面一律懸旗志慶，情緒甚為熱烈”，人們在歡樂的气氛中感受著國父的偉大，同時浸沐于三民主義的宣傳之中。由于國民大會召開，當局對慶典尤為重視，陳儀在11日專門對全体台胞發表《紀念國父誕辰}廣播演講，宣傳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体系，特別介紹民生主義的理念，讓台灣民眾認同孫中山，并投人到台灣三民主義模范省的建設之中。同日，新竹縣各界代表及學生也舉行紀念會，主席“恭頌國父生涯偉績”。台南縣立民眾教育館則于國父誕辰紀念日主辦游藝會。

對于逝世紀念日，國民党在初期也同樣重視。1946年3月12日，台灣迎來第一個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民報》特別刊登總理遺囑全文，并發表社論，呼吁我等省民應當体念國父遺志、國父遺囑，遵守三民主義而建設新台灣。當日，本來學校應該放假，但教育局規定“各校一律上課，但在校內講總理遺囑，以志紀念”。同日，《民報》發表文章，宣傳紀念孫中山与植樹節的意義:“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周年紀念。也是中央政府提倡普遍造林的植樹節。我們台灣同胞重返祖國的怀抱，在自由獨立的生活中舉行儀式，這第一次的植樹節是很難得的机會，我們大家應該怎樣地歡欣鼓舞地參加啊!”台灣首屆植樹節与國父逝世紀念合并舉辦，會場設于台北市中山堂，典禮結束后，繼續在中山路舉行植樹儀式，“除中等以上學校指派學生參加外，本省會各机關公務員應全体參加”，營造光复紀念林。

為幫助台灣民眾盡快了解這些紀念日，台北市教育局出版李朝根所編《中國各种紀念日解說》，并考慮島內不少民眾講日語，有中日文兩种版本。書中列有孫中山系列紀念日，《民報》廣告詞稱該書為“全省民必讀書”，以后又出版日文版的《孫中山先生傳》。台灣地方報紙《民報》專門刊登紀念日表，其中有孫中山逝世、誕辰紀念日、倫敦和廣州蒙難紀念日等。因報紙貼近民眾生活，有利于孫中山紀念日体系在台灣的傳播。

大陸抗戰期間出現的國民月會形武，光复后也在台灣推廣。如高雄縣規定每月5日召開縣民月會，縣參議員、縣領導、各村長、村里民代表均須參加。1946年10月，高雄縣鳳山鎮舉行縣民月會，到會者有鎮公所全体職員、各里長、里民代表、各机關團体學校，行禮如儀。

再次，宜傳國父遺教，推行三民主義教育。國父遺教作為國民党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自然成為光复后台灣各界學習的重點。而且，日据時期日本人在台推行皇民化和奴化教育，“使台人對中國只有模糊的印象和敵視的眼光”，國民党接手后，遂“竭力掃除日人時代課程，及其奴化訓練，而代以三民主義教育”。政府明确教育政策要遵循“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建國”的方針，因此，要以三民主義施政，就要推行“闡揚三民主義”的教育。這一教育是多方面的。台中縣北港區舉行鎮民代表選舉，選舉當選者在北港中山堂連續三天開講習會，講國父遺教、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地方自治、總裁言行、新生活運動、民權初步、會議實習等。為了加強普通民眾對孫中山的認識，台灣繼續延續在大陸的作法，普設民眾教育館，“以為三民主義之宣導，祖國文化之灌輸”，有的教育館就設在公園內，而台南縣的民眾教育館正好是在中山公園內，更有利于宣傳孫中山崇拜。与此同時，為加強對民眾的訓練，傳播國父遺教，台北市政府特別舉辦公民訓練班，有男女學員1580多人參加，在全市25所學校內同期舉行，訓練課目除國語、史地外，主要有國父遺教等。

總理遺像是國民党在大陸最典型且最普及的孫中山符號，自然也會隨著主權的恢复而進入台灣。1945年10月13日，台灣就已經有廣告預售發行總理遺像。如嘉義市玉珍書局在台灣《民報》上刊登廣告，稱台中、台南、高雄將發行“孫總理遺像与蔣委員長肖像”。懸挂總理遺像成為當時机關、學校等机构的重要任務。

總理遺像是重要的政治象征，它很快隨著國民党的社會控制而普及至社會各個角落，如錢幣、郵票、印花稅、書籍等，《台中要覽》首頁即為國父遺像。

五、孫中山紀念空間的普及

隨著國民党在台灣政權的建立与鞏固，各類以中山符號命名的空間出現于台灣，各類紀念物也出現于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把孫中山第二次蒞台住過的旅館“梅屋敷”改名為“國父台灣史跡紀念館”。這是島內唯一保存下來的孫中山訪台遺址，在紀念館里擺放著孫中山當年用過的茶几、屏風等物品，他親筆手書的“博愛”二字，也懸挂在屋子的中間。國父史跡紀念館作為台北市的旅游景點出現于1948年出版的《台灣指南》里，可見當時影響之廣。

國民党將孫中山符號融于日常生活之中，讓台灣民眾隨時能夠接受并感知其政治象征意義。一些以中山及三民主義關鍵詞命名的行政區划、紀念建筑与銅像等迅速出現于台灣。

台北公會堂原是日本殖民當局所為了紀念天皇裕仁登基而興建的集會場所。作為日本占領台灣施政紀念工程，總督府特意選址于清末布政使司署所在地，拆除原有建筑，在原址上興建而成。該紀念堂戰后立即被國民党更名為中山堂，成為1945年10月25日舉行受降儀式的場所。

在改名稱的同時，中山堂內部的“大集會場”、“大宴會場”、“普通集會室”被改為“中正廳”、“光复廳”及“堡壘廳”，中山堂旁邊還立著一塊“抗日戰爭胜利暨台灣光复紀念碑”。

為了切斷中山堂与日本之間的象征聯系，突顯其民族主義象征意義，在光复后的首個元旦即1946年1月1日，國民党組織社會各界舉行“國父暨總裁銅像”奠基禮，由台灣雕塑家蒲添生雕刻，后因通貨膨脹等原因，至1949年才完工。10月10日，陳誠親自主持揭幕典禮。“這座銅像是由中央日報發動，讀者熱心響應，踊躍捐獻，集資興建的。陳長官以主席身份致詞，他說:國父領導革命40年，其目的在創造出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今天我們要在蔣總裁的領導下，大家團結一致，消滅共匪，建設國家。”台大校長(傅斯年)致詞說:國父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