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化賭場仍需致力打擊洗黑錢犯罪(二)

博言

雖然講本澳金融管理局對本澳所有金融機構一向有一套嚴格的監管機制,對於清洗黑錢活動的防範工作尤其注重。但是,實際情況還是不夠理想、累禁不止,原因很簡單就是由於本澳社會經濟環境較為特殊,涉及博彩經濟的社會環境,當局未來仍然需要監控洗錢活動,除借鑒國際反洗錢的經驗和技術外,並根據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有關反洗錢建議和反恐怖活動融資建議,致力打擊洗黑錢活動。因此,續上次筆者認為本澳應繼續打擊洗黑錢犯罪的一些探討及介紹相關情況之後,同時亦仍然認為對此打擊洗黑錢犯罪問題還有更多值得探討及研討的。

眾所周知,洗黑錢會對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安全和社會後果。洗錢為販毒者、恐怖主義分子、非法武器交易商、腐敗的政府官員以及其他罪犯的運作和發展提供了動力。洗錢已經變得越來越國際化,而與犯罪活動有關的金融問題也由於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金融服務業的全球化而變得日益複雜化。同時,洗錢行為一般具有方式多樣、過程複雜、物件特定及國際化等特徵: 第一,洗錢方式的多樣性。為了逃避監管和追查,洗錢犯罪分子往往通過不同的方式和管道對犯罪所得進行處理。長期的洗錢活動發展出了多種多樣的洗錢工具,例如,利用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利用空殼公司,偽造商業票據等。經濟方式的創新也使洗錢方式不斷翻新,更為隱蔽,如網上交易。專業的洗錢組織更是越來越熟練地對各種洗錢手段和方式加以組合運用。第二,洗錢過程的複雜性。要實現洗錢的目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改變犯罪所得的原有形式,消除可能成為證據的痕跡,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設置偽裝,使其與合法收益融為一體。這就迫使洗錢者採取複雜的手法,經過種種中間形態,採取多種運作方式來洗錢。 第三,洗錢物件的特定性。洗錢物件是資金和財產,這些資金和財產無一例外地與犯罪活動緊密相聯,例如,來源於毒品、走私、詐騙、貪汙賄賂、偷稅逃稅等犯罪。一般來說,只有非法所得才有清洗的必要。第四,洗錢活動的國際性。隨著經濟、科技的飛速發展,世界上人員往來、商品運送、資金流動、資訊傳播、服務的提供日益國際化,導致了犯罪活動的國際化。在追逐非法經濟利益的跨國犯罪活動中,犯罪所得的轉移成為一個關鍵問題,直接導致洗錢活動日益具有跨境、跨國的性質。

實際上,賭場是最傳統的洗錢場所,賭場並已經成為洗錢的安全天堂。例如,報道指出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在遠華案中落入法網。問起藍甫的不明財產和他在境外違紀參賭的情況,他大言不慚地稱,幾年之內,他通過賭博賺到的錢多達65萬美元外加33萬元港幣。藍甫的謊言被一些已經到案、曾經陪同他參賭的人戳穿,因為藍參賭每次都幾乎鎩羽而歸。 如果是高手,他拿著1000萬的籌碼進場,輸掉100萬後離場,要求賭場把剩下的900萬打進他的帳戶,他已經為將來可能的追查設置了障礙。因此,人們只注意到這些人在不停地輸錢,但相對於標準洗錢模式中的大量損耗,賭場洗錢的風險常常會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據估算,國內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黑錢至少高達2000億人民幣,其中走私收入洗黑錢約為700億人民幣,官員腐敗收入洗黑錢超過300億人民幣,其餘皆為一些合法收入洗黑錢,說白了就是外資企業把合法收入通過地下錢莊轉移到境外,以逃避國家監管和稅收。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全球每年非法洗錢的數額約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2%至5%,介於6000億至1. 8萬億美元之間,且每年以1000億美元的數額不斷增加。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全球化、資本流動國際化的情況下,洗錢活動對國際金融體系的安全、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危害極大。

有關打擊洗黑錢的問題,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甦棣日前指出,目前澳門的博彩市場有七至八成來自內地市場,其中涉及的款項很大,美國的聯邦調查局與澳門的執法機構有很好的合作,洗黑錢是所有人均要面對的重要問題,近兩年的博彩收益持續增加,預計今年更有百分三十的增長,涉及很龐大的款項,必須要確保這些錢不會流入非法交易之中。他強調美國與澳門在打擊洗黑錢方面有很好的合作,大家的共同目標是令洗黑錢不會成為澳門的問題。澳門與美國在多方面均有合作,美國稅務局、特工部、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局、反毒部等政府部門派有七名人員在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工作,這七名人員經常來往港澳,與澳門政府合作,培訓澳門政府相關人員。

行政法務司長陳麗敏日前指出,澳門特區已經擬訂了短、長期計劃,並成立了兩個工作小組,研究國際打擊清洗黑錢和資助恐怖主義,修訂和草擬在澳門打擊清洗黑錢的法例。為此,澳門特區曾修訂信用機構的反清洗黑錢措施,除要求核實客戶身份和保存客戶紀錄之外,還要打出接受客戶所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式,經常監視高風險的賬戶和適當的風險管理,及制訂一切獲准經營的實體在處理數額龐大的現金交易時應遵循的程式。此外,澳門還通過了一項新法律,以執行遏止資助恐佈主義的國際公約。

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大陸已先後出臺了《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人民幣大額和可疑支付交易綜合管理辦法》、《金融機構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銀行賬戶管理辦法》、《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境內外匯管理賬戶管理辦法》等金融法規;台灣地區則於二零零三由「立法院」通過了《洗錢防制法》;香港地區也頒佈了《預防洗錢指南》。正因為澳門的相關行政法規的規範性及力度都不足夠,缺乏典型性,因而未有被收錄在國際反洗錢組織所編印的世界各國各地區反洗錢法律法規匯編檔冊上,從而形成了中國兩岸四地唯獨澳門「缺席」之憾。同時,在警務合作方面,中國先後與40多個國家簽署了70多個有關警務合作和打擊犯罪方面的合作協議、諒解備忘錄和紀要;與美國、加拿大、泰國等5個國家互派警務聯繫官。

有著名學者指出,本澳的反洗黑錢制度,仍然未有達到國際標準。尤其是以澳門已成為國際化大賭場的特殊情況來衡量,澳門的防制洗黑錢制度,應有更高的標準。而陳麗敏當年所匯報的內容,亦即已採取的若干措施,其實都是屬於「一般標準」,與澳門反進行反洗黑錢鬥爭所需的高標準相比,仍有一定距離。另外,澳門已經採取的各項措施,即使是在澳門內部的立法活動而言,也只是屬於相對較低層次的行政法規,甚至是部門性的管理規例,而未達由立法機關制訂專門法律的應有位階。即使是澳門的立法機關工作出的立法行為,也只是將中國中央政府在簽署聯合國有關反洗黑錢國際公約延伸到澳門實施之後,立法會通過的有關批准實施的決議,而非澳門自行擬訂的全面急整的單行性防制洗黑錢的法律。

新加坡的經驗是值得借鑒。新加坡一直努力採取措施加強監管洗黑錢恐怖主義融資活動。新加坡可疑交易舉報處所接獲的可疑金融交易舉報近年來有上升的趨勢,新加坡在近六年來總共沒收與洗黑錢有關的刑事交易金額達到八千五百萬新元。新加坡與國際社會一樣對打擊洗黑錢和恐怖分子融資活動不遺餘力,所擁有的法律框架能夠在偵察、調查及檢舉這類活動時發揮作用。而美國就以金融犯罪執法網路(FINCEN)為核心建立反洗錢情報體系。FINCEN是美國財政部的下屬部門,負責制定並監督執行預防與發現洗錢犯罪的制度。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國際金融活動更加活躍,金融犯罪活動也更加猖獗,動輒有數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黑錢在流動,打擊洗黑錢、貪汙以及經濟犯罪已經通過FATF等國際機構主導反洗錢國際合作。FATF雖是反洗錢國際組織,但該組織在運作上,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居於主導。

洗黑錢犯罪的高隱蔽性,使得各國或地區因資訊不暢不能更好的打擊洗錢犯罪,其中由於缺乏國際間資訊交流管道和各國之間的關係的不穩定因素的存在是反洗錢犯罪資訊不能快速準確地交換,從而為當前打擊洗錢犯罪的嚴峻形勢帶來困難。因此,本澳亦應從完善法律的手段及應完善成立專門的反洗黑錢反洗黑錢資訊監測機構,集中收集、分析監測、處理可疑交易資訊,是開展反洗錢工作的基礎和核心環節。以充實反洗黑錢的專門力量,並需要制定和完善反洗黑錢內控監管制度及反洗黑錢宣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