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壇，有一個領域經常發生竊聽事件，那就是外交。毛澤東第一次出國去莫斯科訪問，其下榻的別墅就被安裝了竊聽器；1970年代，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破裂，疑心頗重的阿方就在中國駐阿使館裏安裝了竊聽器，竊聽器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1961年4月26日晚，楊尚昆——這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高級官員，在日記中寫道。當時，正在河北調研的他突然接到中辦電話，要求其火速回京。於是，謎團乃至恐慌在這位中共元老的心裏展開。

謎底在一天后被揭開。這就是震動中央高層的“竊聽器事件”（也稱“秘密錄音事件”），竊聽的對象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巴人所著的《蛛絲馬跡之於歷史》一文中有如下記載：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主席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當服務員離開後，恰遇專列上另一名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告訴服務員，他知道剛才毛澤東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隨後，那位工作人員展示了裝在專列上的錄音設備。

服務員轉身向毛澤東作了彙報，這位處於權力巔峰的人士大發雷霆。“秘密錄音”就這樣鬧大了。

4月27日下午，楊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門車站，他“當即向鄧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當晚，又找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秘書康一民做了說明。此後則是連軸轉，找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王敬先（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高智（時任毛澤東秘書）、羅光祿（時任毛澤東秘書）、吳振英（時任劉少奇秘書）問情況、寫報告。

“惟心情緊張，極易疲乏。”此後成為中國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對毛澤東的錄音始於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準確、更完全地保存中共中央會議記錄和中央領導的講話。

錄音建議是葉子龍首倡的。作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和中辦機要室主任，他覺得有責任利用現代化手段，“儘量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葉子龍曾多次向上司楊尚昆和周恩來等人彙報過這個建議。楊尚昆同意了這個做法。

最初，毛澤東也認可了被錄音。但他對葉子龍表示：“錄音要搞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根據毛的指示，中辦機要室對錄音範圍和內容做出明文規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開的大、中型會議和其他重要會議上的報告、講話；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與地方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中央領導指定的需要錄音的內容。毛澤東看過這個規定，表示同意。

然而，問題又出在這個規定上。有些會議，中央領導是不願意錄音的。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講到中蘇關係時，關照大家不要做記錄。

當時胡喬木插話，還有錄音呢。毛澤東批評說：是誰讓錄音的，搞這幹什麼？葉子龍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此，機要室就再沒有自行派錄音員跟隨毛主席外出錄過音。”針對錄音，楊尚昆也謹慎了許多。

那麼，1961年春季“錄音事件”的錄音者又是誰派去的？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訪談錄》裏，王光美解釋了這起事件的原委。

原來為了讓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毛澤東講話時，對錄音話筒不那麼排斥，有關工作人員就想了個辦法，將麥克風用盆花擋著，表面上看不見，領導同志講話就比較放得開了。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沒覺得有什麼問題。至於毛主席的專列上也裝了錄音，麥克風放在花盆裏等看不見的地方，是汪東興安排的，事先沒有同毛主席說。

不過在巴人的文章裏還提到兩個與“錄音”事件相關的細節，一是毛澤東於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視察期間，發現還有錄音情況，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指示汪東興報告中央書記處查辦。同年4月，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評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並決定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副主任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以警告處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秘書都牽連進去，都受到處分，確實是耐人尋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了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准搞錄音等五項規定。

依楊尚昆當時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兩件事情。所以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到現在尚無定論。

相比這起頗受爭議的竊聽事件，在“文革”特殊的10年裏，真正的竊聽確實存在。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葉劍英，都曾謹防“隔牆有耳”。

1976年9月11日，毛澤東去世兩天后，華國鋒以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來到李先念家，同李商量如何扳倒“四人幫”。華國鋒請李先念去見葉劍英，問一問他的意見，並請葉帥考慮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合適。

隔了兩天，李先念去到西山葉帥處。李先念的女兒李小林曾撰文將父親與葉帥的密會場景還原—兩人坐定後，葉劍英問李先念：“你是來公事奉命，還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

這時，葉劍英打開了收音機，將聲音放大。這是為了干擾竊聽—在《風聲》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這樣的方式。但葉帥耳背，又加上收音機干擾，說的話他聽不清楚。兩人商議用筆寫，然後燒掉。

李先念：“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葉劍英：“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李先念：“請你考慮時機和方式。”

葉劍英點頭表示同意。隨後，葉帥寫了一個人的名字，打了一個問號。

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並簡要介紹此人兩次同他談話的情況。兩人連寫帶談不到30分鐘。

這場猶如電影特寫鏡頭的會面為“四人幫”的覆滅打下基礎。有了李先念與葉劍英的支持，華國鋒態度進一步明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集團被隔離審查。當這一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發生時，鄧小平正處於“禁錮”狀態。他的女婿賀平帶來了這個令人激動的消息。因擔心家裏被安裝了竊聽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廁所裏，聽賀平講完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

根據中國安全保密檢查組的調查，對方在牆體的深處，發現了用高標號水泥和鋼筋包裹著的竊聽器裝置—這種有線竊聽裝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在中國政壇，還有一個領域經常發生竊聽事件，那就是外交。

毛澤東第一次出國訪問就曾遭遇竊聽。1949年12月，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莫斯科，這也是毛澤東第一次出國訪問，一是給斯大林祝壽，二是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但是毛澤東到了莫斯科之後，蘇聯方面的表現並不熱情，特別是斯大林本人，擔心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會影響到蘇聯的既得利益，所以對簽訂新條約態度冷淡。毛澤東後來在談到這次行程時也頗多怨言，“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和他（指斯大林）吵得很厲害”。

而當毛澤東聽說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別墅裏安裝了竊聽器時，就更生氣了。但正史中並未披露安裝竊聽器的細節，只是在一些論壇上可以找到“此事與赫魯曉夫有關”的簡單解釋。

1970年代，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破裂，疑心頗重的阿方在中國駐阿使館裏安裝了竊聽器。根據中國安全保密檢查組的調查，對方在牆體的深處，發現了用高標號水泥和鋼筋包裹著的竊聽器裝置—這種有線竊聽裝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循著竊聽纜線，中方安全保密組人員先後在機要室、研究室、商務處、會議室、大使官邸等處，總共發現了35枚竊聽裝置，幾乎覆蓋全館。

上世紀80年代初，中方與英方開始就香港回歸祖國進行談判。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中英雙方鬥智鬥勇，還不時玩一把“竊聽與反竊聽”的遊戲。親歷香港回歸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原社長周南就提到，香港回歸前期的籌備工作大都是在深圳進行的，因為“新華社在香港跑馬地的工作地點不那麼安全，許多地方被安上了竊聽器”。

1984年7月，英方談判代表來到北京，被安排住進釣魚臺國賓館。一名叫做傑弗裏•豪的代表說：“不要在屋子裏談，屋裏可能有中國安的竊聽器。咱們到外邊，找個大樹底下談。”傑弗裏•豪的回憶錄裏對此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天曉得大樹底下是不是也有竊聽器。”

但中方似乎並沒有竊聽來賓的“嗜好”。在美國因“水門事件”（在政治對手住處安裝竊聽器）而引咎辭職的第一位總統尼克松，首次破冰訪華時亦是住在釣魚臺國賓館。曾任中國駐英國代辦的熊向暉以周恩來總理助理的身份，參與了尼克松訪華前後的中美會談。他說，毛澤東特別指示：中方不安竊聽器，也不搞錄音。

9月，在飛機送達北京試飛時，中國官員發現飛機發出“古怪的嗡嗡聲”，因而展開搜查，並探測出隱藏的竊聽器。

2002年初，媒體曝出江澤民的專機被檢測出有27個監聽器。此專機系從美國購買的波音系列，這也直接導致了中國“空軍一號”計劃的流產。

購買這架飛機的消息，是在2000年7月由新華社對外公佈的：

“日前，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公司和中國聯合航空公司，已與美國達美航空公司，在美國西雅圖（波音公司總部）簽署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飛機的購買協議，此架飛機經過進一步改型，安裝貴賓艙後，將作為中國的‘空軍一號’，成為中國國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中外記者密切關注中國“空軍一號”何時首飛之際，中新社發文稱，中國情報官員在一架美國製造、準備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專機的波音767型飛機上，發現了27個竊聽器……

新華社也報道說，該架波音767飛機，是中國政府向波音公司購買，然後送到美國聖安東尼奧機場，由數家飛機工程公司進行內部裝修。

裝修工程於2001年8月完工。9月，在飛機送達北京試飛時，中國官員發現飛機發出“古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