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澳門經濟發展，出現了多項社會矛盾，如整體經濟發展與相當部份居民分享不到其成果的矛盾，博彩業一支獨秀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矛盾，人均「GDP」數據亮麗與貧富懸殊的矛盾，引進美資博企促進澳門博彩業發展與澳門濟安全及國家安全的矛盾，博彩業發展急速與內地打擊出境賭博活動的矛盾，負有保護「澳門歷史城區」責任與城市發展建設的矛盾，中小企業嚴重缺乏人力資源與勞工團體反對濫輸入外地勞工的矛盾，房地產業發展與舖租樓價急升損害中小企和居民利益的矛盾，愛國愛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與某些老領導不願交班讓賢的矛盾，傳統愛國社團與新興愛國社團的矛盾，老居民與新移民的矛盾，公務員本地化中只強調「才」（其實連「才」的標準要求也貶了值）與忽略「德」的矛盾，……等。其中，有若干對矛盾是與特區政府經濟財政範疇密切相關的。因此，經濟財政範疇的工作做得好，妥善解決屬於自己政務範疇內的矛盾，對建構和諧社會，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就將能發揮關鍵作用。

我們注意到，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在向立法會引介二零一二年度的經濟財政範畤《施政方針》中，是注意到屬於自己政務範疇中的各項矛盾，並有意識地予以解決的。尤其是其中的「落實發展定位」、「扶持中小企業」、「協調人資供求」、「關注保障民生」、「保護消費權益」等，都體現了這種精神。

其中任務最艱钜的，就是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定位。而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的總方向，就緊緊圍繞這個定位而展開，並將之列為具體措施的首位。實際上，國家「十二五」規劃要求澳門特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顯然針對澳門博彩業毫無節制地急速增長，而導致衍生許多社會、經濟以至是政治問題，嚴重影響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及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以博彩業為單一產業的澳門經濟所受到的牽制，而總結得出的經驗教訓，更加堅定了中央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決心。

實際上，「雞蛋不應放在一個籃子裏」，不但是經濟學的著名論斷，也是經濟發展實務中的實踐經驗。經濟結構的過分單一，而由賭業獨撐澳門門面的局面，毫無疑問將會給澳門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風險，這是事關澳門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安全的重大問題。博彩業由主導地位，已經變為「「霸主」地位，正在吞噬其它行業，整個社會的資金、人才、效益等都被它吸納而去。不但根本無法開辟多元領域，而且，還對其他產業產生排擠效應，加速淘汰其它與博彩業無關的原有行業。目前，由於博彩業規模的超常性膨脹，由此突顯交通、能源、人才、服務等諸多方面的不足與弱勢。更為嚴重的是，澳門博彩客源已由過去的以香港、台灣、日本、東南亞客源爲主，日益轉變爲以中國內地爲主，這種結構不但過於單一，而且意味著內地是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代價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於腐敗的助長；二是資金的外流。博彩業畢竟是一個有著負面作用的行業，與內地也不存在産業上的互補互利性。而且，內地賭資在內地與澳門之間的流動，大多是由地下錢莊來完成，這又幹擾了內地打擊洗錢活動的鬥爭，也使內地增大應對聯合國及國際反洗錢組織的壓力。看來，特區政府以及各相關部門，是應當調整思維，積極作為的了。

「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重任，就落到了經濟財政範疇政務的身上。而澳門的先天條件欠佳，土地資源極為缺乏，就只能寄望於橫琴、南沙等合作區域。但如何能在互惠互利之下進行合作，仍有許多「功課」要做。很明顯，澳門除了幾家博企及公共事業企業之外，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與內地急速發展壯大的民營企業相比，其實已是處於劣勢。即使是經濟實力雄厚的香港，也有這種現象。由此，前幾年就有「港燦」之說。內地縣市政府為了獲得更好政績，當然是希望能引進大項目。因此，這又形成了一個新矛盾，就是粵澳合作中的「高門檻」與澳門中小企的「低實力」的矛盾。

由於橫琴實行的特殊優惠政策，是國家為了協助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而頒布，並專門安排了五平方公里的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相信可以「以大帶小」的方式，為澳門中小企業進駐提供有利條件。相比之下，廣州市政府對南沙的發展規劃，則是未來的大都市，以至是另一個「新香港」，甚至有學者建議將廣東省的政務中心遷往南沙，這就使澳門參與南沙開發，產生了某種障礙。實際上，澳門企業的經濟實力不強，以中小企業為主，是無法承擔得起南沙的「都會型」開發規模的。除非是南沙也開闢一個粵澳合作產業園區，專門供澳門中小企業前往發展。

由於澳門濟轉型，也由於勞動人口結構中存在著一批學歷低、技能差、年齡高的工人，使得結構性失業嚴重揮之不去。而幾次大型遊行演變成暴力抗爭，除了是不排除有外來因素插手參與外，也因為過去的人資政策有所偏差所致。

這幾年來，特區政府尤其是經濟財政範疇為協調人資需求，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職業培訓等。但總是未能徹底解決問題。人資短缺，必須以輸入外來勞工以作補充，這就使之與本地仍有工人失業的矛盾仍然存在，倘處理不好，仍將是影響澳門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拱北海關執行國家法律，實行「水客」刑事化，這部份「新失業」的「水客」又大了「失業隊伍」。但由於年齡、技能及已習慣於不受工作勞動紀律約束之下，又難以獲得勞動力市場的吸納消化。這是經濟財政範疇政務的一個新課題。

幾年前本欄曾經建議，可採用由失業工人擔任交通監督員或清潔工、綠化工等方式，消化部份難以適應職場的失業人士。而從某些政府部門錄用了交通督導員、綠化工人的情況看，這確實為降低失業率提供了一個出路。這個經驗，應推廣到其他政務領域去。

特區政府為了化解社會矛盾，近年推出了一系列關顧弱勢群體的政策措施，相比之下中產階層就成了夾心階層。特首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首次將解決中產階層的困難列為重點工作之一，將會深化中產階層的相關研究工作，在政策研究和制訂過程中進一步吸納包括中產人士在內的各界人士的意見，致力營造優質的生活環境，支持居民發揮所長，實現向上流動。按道理，這個工作主要應是由經濟財政範畤來主持完成。但可惜，經濟財政範畤的《施政方針》，未見有這方面的論述。

當然，關於中產階層工作中的居住問題，是屬於運輸工務範疇的工作，經濟財政範疇不能「撈過界」。但其他方面的工作，仍是屬於經濟財政範疇。如為了減輕中產階層的稅賦負擔，適當提高職務稅的豁免額，就是其工作範疇。另外，人資政策中雖有培訓中年失業工人等的內容，但就未有積極呼應特首崔世安「實現向上流動」亦即壯大中產階層隊伍的培訓計劃，這應予以補強。

（發自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