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據記者向知情人士求証後瞭解到，每年有過萬名中共黨政官員在組織安撐下被派往發達國家求學。

自從2000年，中共人事部門開始意識到組織短期的考察田不能充分解決中國的行政管理問題後，成規模的官員海外培訓項目便應聲而起。對於一個官員來說，能夠參與出國培訓項目，就意味蕾更多機會的擢升，而參與項目的級別與擢升的級別息息相關。

出國培訓經費一般「三分制」

中共幹部出國培訓，中共中央組織部是無法繞過的權力部門。據中組部內部人土透露，這個過程中，組織部把控著幹部培訓的兩頭－－開端推薦人選和末端考核人事掛鉤。由於出國培訓項目自上而下級別很多，就中組部層面，所能直接把控的官員級別是省部級(正、副部級)幹部出國考察或短期培訓和省部級後備幹部出國培訓(廳局級)。

龐大的外訓規模最終會細化成為不同級別與主題的項目，每一個項目有自己相對獨立的運轉流程。單獨操作某一項目時，由相應級別的組織部層層推薦，中組部將其匯總後交予國家外國專家局核定名單。其後，語言培訓、基礎知識預備、學校對接、課程安排……過程繁雜，但井然有序。

具體每年有多少中共幹部通過組織系統委派到海外學習，主管部門表示不便透露。記者向知情人士求証後得知，這項計劃每年涉及的黨政幹部超過一萬人。

上述知情人士告訴記者，特別的項目有特定的資助方，高級別的項目費用是全額財政撥付。不過這兩類加在一起仍屬少部分，大部分的出國培訓費用廣般採取「三分制」。以省級後備幹部，出國培訓項目為例，中央財政出三分之一，省級財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單位出三分之一。

記者統計後發現，目前中共高級別的幹部培訓多紮堆在類似美國哈佛大學這樣的世界知名學府，地方政府組織項目則更青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大學。

李源潮是「哈佛計劃」第五期學員

中共高官出國培訓項目的核心操控者是中組部，現為中組部「一把手」的李源潮曾是「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第五期學員。

2002年，中組部提供給哈佛大學面試名單上有29個人，全部是由各省省委組織部推薦的省部級後備幹部。其中，時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李源潮榜上有名。

這位52歲的副部級幹部，出身共青團系統，在中宣部、文化部短暫任職後，成為南京市的「一把手」。在京工作期間，李源潮還獲得北大的碩士學位和中央黨校的博士學位。主政南京僅一年，李的成績可圈可點，頗得中央賞識，亦是重點培養對象之一。

不過，此次項目只能有12人能最終拿到哈佛釣錄取通知書。尤其到最後一關，29名「精兵強將」中仍將有17名被淘汰掉，淘汰率高達60％，足見競爭之激烈。

李源潮的面試考官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亞洲部主任托尼‧塞奇。體態魁梧的考官托尼‧塞奇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每次他會先用漢語介紹自己並做些解釋，然後再用英語發問。當然，他並不會刁難這群高官考生，只是希望入選者能有哈佛學習必備的語言溝通能力。但在50歲左右的中共高官中，不是所有人都官能做到這一點。

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源潮對托尼‧塞奇的提問對答如流，塞奇滿意地頻頻點頭。問答結束，他誠懇地對李源潮說：「以你的資歷和背景，應該參加層次更高的班。如果你認為這次培訓時間不夠，我們可以在課程結束後專門為你安排一周的特殊項目實踐，讓你和哈佛的高層學者一起做些課題。」

李源潮原本參加的是當年為期4周的「高級行政管理者」培訓班，額外的一周特訓是對他出色面試表現的回報。6月，當李源潮到達大洋彼岸的哈佛校園，他驚喜地發現自己同班同學中居然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兩名副首相，十幾位部長，還有幾位總統高級顧問。

緊張忙碌之余，李源潮抽空撥通越洋電話告訴國內，哈佛安排給他的培訓項目層次之高、效果之好都大大超出自己的想像，「這個項目太好了」。學成歸來後。李源潮在江蘇省的學習匯報交流會上，難抑自己收獲之多的興奮之情。當年年末，李源潮晉升江蘇省委書記。

「案例教學」備受青睞

6月24日，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發展中的中國領袖項目」剛剛結束了對48名第9期中國官員的海外培訓。

這個為期8周的年度培訓項目分為兩個階段：培訓前三周在國內進行，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和專門來華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重點講授有關基礎理論和國內政策的課程。後五周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集中授課。兩校教授共同開設的課程有：公共管理、政策改革、公共金融、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

不同於「新世界」項召的全英語教學，該項目在授課時配有高水平的同聲傳譯，所有教材都翻譯成中文，以保証課堂的學習效果。

該項目的負責人托尼‧塞奇向記者介紹，「發展中的中國領袖項目」美國部分的課程設計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是對中國官員進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技能培訓。包括關於怎樣構建一個基本框架來創造公共價值觀，獲得公眾的支持；怎樣通過勸說協商來提高公共政策的決策、執行能力，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領導力。

第二部分是根據－中國官員的需求進行以主題為中心的探討，討論的話題根據世界形勢的不同需求進行調整。比如，今年的話題探討主要側重於城市化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醫療保險為主的社會政策改革等三個方面。在城市化發展的探討中，課程引入世界各地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包括波士頓主要交通樞紐－－Ted－Williams隧道項目、澳大利亞墨爾本聯接城市項目、印度尼西亞房地產稅改革等。

課程的第三部分是實地考察訪問。

起初，哈佛肯尼迪學院方面也很沒底，頭兩年的培訓也只是處於試驗階段。塞奇告訴記者，學院方面不瞭解中國官員，也不清楚他們是否會積極參與課堂討論。「教授們對中國也有很多先人為主的成見。中國官員對美國也有些偏見。」

項目開辦的最初兩年，說服教授來參加這個項目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今，越來越多的教授開始對中國官員的海外培訓計劃感興趣，並且積極主動參與到這個培訓計劃中來。

在課堂討論交流中，教授們發現中國官員並不是他們原以為的「內向」、「不愛提問」、「不愛發表意見」。恰恰相反，在講課中；當老師提出一個觀點後，學員們提出的不同意見竟達五六種之多。在華進行過培訓的不少哈佛教授特地來到肯尼迪學院，主動要求繼續執教在美國的課程。有教授誇贊稱：「很多中國學員都提出了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在哈佛的培訓計劃中，「案例研究」的方法貫穿於各類培訓踝程，也是最受學員歡迎的教學和研究方法。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大衛‧埃爾伍德就表示，以案例分析為主導的教學方法和課堂討論更有利於引導中國官員在日益增長的國際化和市場導向的經濟背景下思考政府管理所面臨的各類挑戰。

各省市幹部出國培訓漸成風潮

在各省市層級上，廳局級幹部出國培訓也逐漸規模化。僅就北京市行政府而言，官員境外培訓於1999年正式開始，到2002年已有超過400名的北京市處級以上官員接受了海外培訓，其中包括局級官員100多名，處級官員300多名。北京市組織部幹教處處長何聽曾透露，北京市的目標是從1999年起的5年時間裏，達到40％的區縣級領導幹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備接受過國外較長時間培訓的背景。

上海市政府在2001年制定並實施的一項培訓計劃，用3年時間為政府部門等50家機構培養100名高級專業人才。和北京幾乎同時啟動官員培訓計劃的還有廣東、廣西等地：從1999年開始的5年中，廣東有300名千部赴美國不口加拿大的高校學習：廣西則從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機關幹部到發達國家接受15個月的培訓。

現任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委書記的李群是山東省實施中青年幹部出國培訓計劃的第一批學員之一。

歸國的李群施政理念深受美國學習經歷影響。比如受「美國紐海文市不設副市長，而設各種委員會保証官員決策正確，辦事效率高」啟發，李群在臨沂推動城建系統政改，減掉4個縣級幹部，各局職能具體明確，此舉卓有成效。

談到「哈佛計劃」的培訓效果，塞奇用「雞生蛋，蛋生雞」的比方來詮釋：國際化的培訓對中國官員的領導力、中國政府的發展戰略有幫助；但同時，正因為中國近十年自身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培訓才會真正起到作用。「這種積極的效應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近十年來對外開放程度日益增大，中國政府越來越積極參與到世界事務中，以及中國官員開始有強烈的向國際社會學習的意識，並且希望可以學以致用。」

新加坡「中國高官班」

以經濟發達、政府高效、環境優美而著稱的新加坡，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府官員海外培訓的首選地之一，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MPAM項目以及南洋理工大學的「市長班」課程最為引－人關注。課程質量高、培訓週期長、教學管理嚴、主打公共管理，是這兩個專為中國官員量身定制的中文授課培訓項目的共同特徵。

所謂的「市長班」其實是南大管理經濟學碩士課程與公共管理碩士課程的統稱，這兩個課程都是南大專門為中國官員量身定制的為期一年的培訓項目，因為很多參加過該課程的中國官員在回國後不久都晉升為市長，故有「市長班」的美譽。

新加坡國立大學MPAM項目主任陳抗在中國、西方和新加坡三個不同的環境都有過任教的經歷，他十分客觀地分析了中國學習新加坡的優勢：「新加坡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改革過程中也遇到了政治腐敗、貧富差距大、公民道德感降低等棘手問題，但都解決得很好。新加坡曾經遇到的問題也是中國當今遇到的問題，新加坡的實踐經驗不就是最生動的課程麼?」

從課程內容上來看，專為中國高官開設的課程有什麼特殊之處?陳抗教授一語點破：必須要理論聯系實際。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