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論”當作敲門磚，終於敲開了最高權力之門。“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使出看家本領，惟恐天下不亂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康生被調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向忠發被選為中央總書記，由於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組織能力十分有限，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立三掌握實權，康生極力附和，得到中央組織部秘書長之職，這使他認識到黨內誰有權就跟誰，誰的職務高就跟誰，誰的話頂用就跟誰，並將此作為自己今後的政治支點。

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饒漱石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而康生則屈居副職，他自認為在政治賭場上吃大虧而撂挑子，開始終日託病養尊處優。這次失敗，康生發現形勢對他不利，於是才“以退為進”，退出政治角鬥場，藉以靜觀形勢，尋求東山再起。

1956年初，黨的“八大”召開之前，饒漱石因參與高崗反黨聯盟已身敗名裂，康生決定抓住這個機會，重返政治舞臺。他開始在公開場合亮相，不放過一切接近最高領導者的機會。他探聽到毛澤東准備花更多的精力從事理論工作，於是千方百計把自己打扮成“理論權威”，想盡辦法奪取理論工作的領導權。他首先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靠近為毛澤東准備的辦公室，這樣可以“近水樓台”。這一招很靈驗，沒有幾個月的時間，他由於全力投入，著手抓理論工作，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1959年他又被任命為《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副主任。此間，康生又毛遂自薦，向毛澤東建議在中央文教小組下設理論小組，由康生兼任組長，此後又將理論小組提升為中央理論小組，他身兼二任，撈取了實權。

1965年，中央決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彭真被委任為組長，康生當上了副職。他與江青等人一直 暗中勾結，為他們出謀劃策，同時又把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情況一五一 十地透露給江青，對江青掀起天下大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康生效勞于江青，那是因為有時通過江青可以從毛澤東那裏拿到鎮邪的尚方寶劍。多年政治生活經驗的積累，使康生學會了攀龍附鳳，順風使舵。他製造“海瑞罷官”一案的發明權，在江青和陳伯達的煽動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後來，康生又將其變為毛主席的東西，大加宣揚，在製造天下大亂上立了大功。

為討好林彪.康生捕風捉影，捏造出一個”二月兵變”

康生看清了軍方林彪權力的上升，於是他想出了投桃報李的計策，充當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軍師和吹鼓手。當時，林彪曾煽動說中國有人搞政變，康生緊緊抓住了這次立功的機會，捕風捉影，一心想幫助林彪鏟除賀龍這個“心腹大患”。

他在一個學生寫的說賀龍要組織“二月兵變”的材料上大做文章，到北師大散佈“彭真策劃搞政變”的謠言。隨即，這一新聞在全國爆炸開來。康生抓住了“兵變”的“事實”，使林彪那篇賊喊捉賊的“五一八”講話有了落實。這一招，極大地博得了林彪的歡心。

實際上，“二月兵變”事件是康生親手製造的轟動全北京、震驚全中國的聳人聽聞的大冤案，是康生醞釀的一個大陰謀。彭、羅、陸、楊相繼被打倒，毫無提防的賀龍遭誣陷，在沒有經過任何批准手續的情況下，堂堂的一位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被捕入獄，身陷囹圄之中，陷入呼天不應、叫地無語的絕境，很快便在囚室裏折磨致死。

賀龍含冤而死之後，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進一步的投資。他看到林彪的權力越來越大，地位越變越高，便又想出了討好林彪的主意。他吩咐中央黨校的心腹，高規格印出數萬套封面燙金的《林彪文集》，並親自恭恭敬敬地將樣書呈送給林彪，邀功請賞，使林彪更覺得他是一個足智多謀、不可多得的智囊謀士。

然而，康生畢竟是一個政治場上的高級投機商，狡猾透頂，文集雖然印出，但並沒有向下發。他做了兩手准備，為自己留了一條退路，因為他知道，古今中外，威高蓋天的人，往往都以悲劇收場。果不其然，康生的老謀深算應驗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劫機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康生嚇出一身冷汗，他立刻下令將儲備的數以萬計的《林彪文集》神不知鬼不覺地送進紙漿廠，銷贓滅跡。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機中，因為他陰謀多變，從來沒有自始至終的死黨，相比之下，他同江青合作的時日最長。首先是介紹江青入“龍門”，接著又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審幹中袒護江青的被捕歷史，保駕江青安然過關。隨後，又陰謀策劃，讓從蘇聯歸國的賀子珍永遠離開毛澤東身邊，又一次保了江青的“大駕”。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倒劉少奇後，康生又在令江青極為嫉妒的王光美身上打主意，給王光美定.了個“特務”的罪名，替江青射了一支“復仇之箭”。這一切都十分討得江青的歡心。江青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將康生尊稱為“智多星”和“大恩人”，經常給康生通風報信，或一旁美言。

黨的“十大”之後，重病在身的康生，積極推行“保江組閣”的策略，本指望江氏王朝裏能塗上更多的康氏色彩。但事與願違，他們苦心經營了八年的鬥爭即將成功之際，康生正在焦急等待上演的。好戲”，被“癩狗扶不上牆”的“四人幫”給演砸了。這對于康生這個大陰謀家來說，真是有十二分的不甘心。康生感嘆之餘，也為自己的來日做著新的打算。

康生通過最後權衡利弊，已感覺到形勢對“四人幫”不利，秘密叫來了唐聞生、王海容，揭發了江青、張春橋“叛徒”的醜惡歷史，詳細地說出了証明材料，並叫她們原原本本地轉達上去。康生當時身為党的副主席，直接掌握中央組織部，他不向組織揭發，也不向中央提出，而是採取這麼一種方式來“立功”，其真正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消除黨的禍害，而是為了保自己。

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汙點變亮點，康生為自己塗脂抹粉

1965年10月9日，康生在向新西蘭著名共產黨人談及“五四”運動對他的影響時說:“1919年，我參加了‘五四’運動，同我的地主家庭決裂了。當時我受到了反帝運動和共產主義刊物的影響，家庭要把我送入監獄，我就公開聲明脫離家庭。我原來姓張，這時改叫康生。以後，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幾年，所以雖然我是山東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個故鄉。”康生編制的這段話中有很多不實之處。第一，所謂“參加了‘五四運動’”之說，歷史上至今找不到任何憑據，只能說是“經歷”或“目睹”，即使“投入”，也不過是搖旗的小卒，而康生留給我們的是“積極參加者和組織者”的假像。第二，所謂“受到共產主義刊物的影響”之說，不屬實。可靠資料証明，山東最早的共產主義於刊物《濟南勞動》週刊和(山東勞動)週刊，1921年前後主要發行于濟南、青島，是否有少量流人諸城，無據考証。第三，所謂“家庭要把我送入監獄”之說純屬謊言。實際上可能是他少年時因打架鬥毆被關在家裏不准外出或家庭對他的威嚇之言。第四，所謂“公開聲明脫離家庭”之說，與事實不符。他離家去上海大學，是在“五四運動”之後的第五年。在上海期間，他回過家，經濟來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給，並沒有同他的家庭決裂。第五，他在上海呆了不滿10年，起初也沒有做工人工作。第六，至於改名叫康生，則是1933年7月他去蘇聯之後的事。康生這樣移花接木、篡改歷史，無非是想借此往自己臉上“貼金子”，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堅定的早期革命者形象。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為了証明自己。立場堅定”，同其家庭早就“劃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說，他除了只同一個共產黨員的兒子張子石聯系外，同地主家庭毫無來往。這種說法完全是為了混淆視聽而編造的。

事實上，康生地主之家，幾經變遷，到解放前夕已父母雙亡，完全由康生的前妻和一兒一女維系著，他們相依為命，渾然一體。既然同兒子張子石有密切聯系，怎麼能說同其家庭毫無來往呢？

康生與他的前妻聯系少，並非因為她是地主婆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又娶了曹軼歐的關系。再說，康生同其子張子石有來往，也絕非因為他是共產黨員。直到解放前夕，張子石一直是國民黨救濟總署青島分署的職員。1948年9月，康生任魯中南第一書記時，才經地下黨將其子引進解放區，參加了工作，並加入了共產黨。康生為表白自己的清白，竟然違背歷史，顛倒事實，將“入黨”和“聯系”的先後順序換個個兒，真是用盡了心機。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對於他要抓要打的“叛徒”、“特務”，總是歪曲歷史，捏造“事實”。康生也真算得上有一副好腦筋，對反對過他或他迫害過的人，他總是記得一清二楚。對於各個時期他打擊迫害過的人，他都嚴加防範。對敢於揭發他的人，他都瘋狂報複。他復仇的對象中，除了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堅定的革命者之外，還有極少數的使他感到“威脅”的叛徒、特務。

康生帶著一生罪惡，十分不情願地走上了黃泉之路

康生晚年雖然重病在身，但他對于“保江組閣”是花了很大力氣的。他以“理論權威”的地位販賣理論，“販毒立功”；秘密組織班底，物色培養人選；利用“風慶輪”事件在政治局內發難，攻擊交通部“崇洋媚外”，將矛頭直指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

更有甚者，康生又策劃讓王洪文乘飛機到長沙向毛主席告狀。事出所料毛主席批評了“四人幫”，明確支持周恩來主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提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隨後，又委託鄧小平在周恩來病重期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康生親手導演的“保江組閣”醜劇，只好改題換戲。

康生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狗頭軍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每一次重大的歷史案件，每一次對老一代革命家的誣陷和進攻，康生幾乎都有所插足，甚至是起核心作用的“主謀”。他死前，看著自己立下的“家業”日益殘敗，很不甘心。就在他離死還有兩個多月的時候，趁鄧小平離京之機，突然強打精神，親自上陣，帶病到毛澤東處進讒言，奏了鄧小平一本，說鄧小平“想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