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粉碎“四人幫”35周年，也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30周年。這份決議，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命運。今天重新回顧，決議的諸多定論在當下仍不過時，而它顯示出的歷史勇氣和政治智慧，更值得今天的中國借鑒。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文簡稱“決議”）經過兩年的討論、起草，於1981年6月底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彼時，中國這艘大船從“文革”迷霧中駛出已5年，但改革依然踟躕。

十年浩劫，留下的不僅是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和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還有混亂的思想狀況。即便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號角，黨內外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上仍未形成共識。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

有人思想依然僵化，也有人越過了界。1977年，“兩個凡是”誕生；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1979年，“四項基本原則”提出。在各種觀點的激烈碰撞中，這場撥亂反正的轉身異常艱難。

決議為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約數，提供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可能。曾參與決議起草工作的黨史專家石仲泉說，這紙文件的作用類似“定海神針”。

30年後的今天，人們看到的是領導人的歷史擔當和政治智慧、參與者思想的解放、起草過程的民主、決議內容的亮點和局限，以及在當下重申反對歷史倒退的重要性。

早了晚了都不行

其實早在1975年，毛澤東就曾提出讓鄧小平做個“文革”決議，不過他想要的是肯定性的決議。鄧小平婉言謝絕：“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1977年7月，這位被毛澤東稱為“鋼鐵公司”的領導人第三次複出，很快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設計和主持一份公正的決議成為可能。

早在複出前兩個月，鄧就已經明確表態：“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矛頭直指該年2月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1979年10月底，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之前有三件事為決議鋪路：年初，理論工作務虛會，延續了胡耀邦於1978年發起的真理標準大討論；3月，務虛會臨結束時，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9月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老帥葉劍英發表國慶三十周年講話。

“我們起草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批評，其實很多是吸取了‘理論務虛會’的討論成果。”曾參與決議起草的鄭惠生前回憶說。

先後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任職的鄭惠也參與了葉劍英國慶講話稿的起草。根據他的回憶，這篇講話既要為決議做準備，又無法邁開太大步伐，起草者們為此傾注了很多心血。講話中有一些有意思的細節：由於劉少奇當時尚未平反，所以只提了毛、周、朱；而所有涉及毛澤東的問題，都沒有主語。

10月30日，決議起草小組開會部署工作。鄧小平反駁了那些“把問題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後去解決”的主張：“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記者採訪整理出一份起草小組的不完全名單：主持者鄧小平、胡耀邦，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分管部分工作的鄧力群、吳冷西，從事具體起草工作的廖蓋隆、袁木、滕文生、鄭惠、邵華澤、盧之超、龔育之、李洪林、石仲泉、席宣、楊增和、鄭必堅。

其中，胡喬木是唯一參加過中共黨史上兩次決議起草的人——他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45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中扮演輔助角色，那一份決議樹立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反毛國必亂

“對西方人來說，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1980年8月，決議起草期間，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法拉奇提及的那根多出來的手指，顯然指向毛澤東。

“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鄧小平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

實際上，給法拉奇的答案也正是鄧小平希望向全世界傳達的信息。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全程組織安排了法拉奇的採訪，他說：“法拉奇採訪申請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確實有話要說……這次談話不僅對國內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而且向世界發出了明確的信息。”這些信息的核心是：中國沒有走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蘇聯式道路。

在“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分析毛的錯誤，亦是鄧小平為決議定下的基調。“劉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經公開平反，林彪、江青兩案審判也在準備中，文化大革命顯然要被根本否定。在一些人思想上發生某些動搖的時候，特別強調這一條，是很有針對性的。”曾參與決議起草的龔育之生前回憶說，鄧小平曾在主持決議起草期間先後發表過十幾次談話，其中多半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決議草稿的幾次大改，也是因為沒有完全符合這項原則。

鄧曾多次肯定民間流傳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他解釋：“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党的光輝歷史。”

在起草過程中，陳雲貢獻了另一個主意：增加回顧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

比鄧小平小一歲的陳雲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力僅次於鄧，他的建議很快就被採納。

“這份決議雖然叫‘歷史問題的決議’，但實質上是政治問題的決議。”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說。

是內亂不是革命

決議對毛澤東的錯誤，尤其是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錯誤進行了否定評價。分量最重的論斷之一，就是將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從“革命”變成“內亂”。

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曾經在龔育之生前採訪過他。當時龔育之說：“它叫‘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說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麼‘革命’，在任何意義上也不能叫‘革命’。那麼，能不能說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但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好說是反革命，也不能說是一場階級鬥爭，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鬥呢？只好叫內亂。”

在最終的決議文本中，這段歷史被詳細解剖。“‘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第一次出現在黨中央的文件中，經濟學家于光遠回憶，這是他和胡喬木“尖銳爭論”後的結果，但他仍不滿意：“把1956年到1978年間經濟停滯、政治動亂、文化凋敝、人民窮困的中國稱做社會主義社會，對我來說是很勉強的。”

另一爭論是如何評價建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少學者認為，決議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肯定性評價存在失誤。“如果說，社會主義改造是消滅私有經濟的過程，那麼改革開放就是它的逆過程。”新華社原高級記者楊繼繩說。

但曾參與決議起草的石仲泉認為，“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將是什麼後果呢？那就意味著還要搞階級鬥爭，而且是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文革’搞階級鬥爭就有理論根據。我們否定‘文革’，就是因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不能再搞階級鬥爭，更不必說那種大規模鬥爭了。所以，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否定三大改造，這是一個邏輯悖論，不能自圓其說。”

“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決議在20個月的制訂過程中，也閃耀著黨內民主的亮色。

起草初期，黨內對如何評價毛澤東等關鍵問題的爭論十分激烈。1980年10月，中央辦公廳組織了對決議草稿的大討論，預定參加討論的是4000名黨內高級幹部，所以稱做“四千人大討論”。不過據學者黃黎考證，實際參加的有5600多人。

“四千人討論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討論稿分發給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分頭討論，出了大批簡報。起草小組同志還到各地方去聽修改意見，我去了雲南。”龔育之說。

另一名起草小組成員邵華澤也去了雲南，參加昆明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的討論。“會上，大家有許多不同意見，有時還展開爭論，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認識，高級幹部本身就不統一。討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學習的過程、思想統一的過程，有些人開始思想很偏激，經過討論，冷靜下來，漸漸地改變了原來看法。”邵華澤說。

法學家郭道暉當時以秘書身份記錄國家機關第一組（即人大與政法口高級幹部）的發言。他認為：“這是黨內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

他引用中直機關七十多歲的老同志陶白的話說：“我入黨以來，真正解放思想，這還是第一次。會上我們敢於比較深刻地批評我們党的領袖，也就是說，敢於摸老虎屁股，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不是過去沒有覺悟，沒有看法，而是不敢講，這不是偶發的，是醞釀已久的思想大解放。”

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認為，儘管今天看來決議仍有許多局限和不足，但發動幾千人認認真真討論問題的方式值得肯定和鏡鑒。

在四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