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憶廖公

資中筠的新著《不盡之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收錄了作者追憶往事的一些文章。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禮、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斯諾的第一任夫人海倫•斯諾,以及作者在清華園讀書、在胡志明家做客、與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同台演出、1950年代的印度等人與事、地與物,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傳奇人物。關於他的顯赫生平、傑出的貢獻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種傳記和無數文章,還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輪不到我來贅言。只是因為他的諸多職務中,也包括“和平運動”和“亞非團結運動”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幾十年來,我在工作中與他接觸較多,有幸多次隨他出國開會,而且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還見過幾次,所以有一些近距離的體驗。他是我所接觸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豐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稱性情中人。本文所敘只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見廖公約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那時在我工作的圈子裏,不論老少都已稱他為“廖公”(其實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只有周恩來總理稱他為“小廖”。我的印象,他與“道貌岸然”絕對無緣,大多數時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找點題目開玩笑。下級向他彙報工作,他也常常沒正經話,有時拿腔拿調地學著他(她)的口吻說話,而且常給人起綽號,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學著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腔調叫他“梁兄”,從不叫名字。開會時他似乎在筆記本上記錄,實際是在畫人物漫畫,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幾筆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現在動輒說某領導人外語如何如何,實際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過重要談話他還是願意通過翻譯。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輕時以反應快見長,所以我跟著他的時候居多。他對內對外從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詞彙,在爭論時談鋒犀利,沒有虛詞和教條,而又幽默風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歡他。哪一次會議“Mr.Liao”沒有來,他們都會有點失落。

英國“和運”的一位領導人蒙塔古(Ivor Montagu),是貴族世家蒙塔古之後,又是英共黨員,還曾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主席。他長得人高馬大,肚子尤為突出,與廖公比較熟,也是廖最喜愛畫的對象,側面、正面像都十分傳神。在中蘇分歧已經難以彌合而尚未公開化之時,英共是站在蘇共一邊的,蒙氏常為蘇方做說客。有一次小組會上,蒙塔古站起來發言,滔滔不絕,廖公剛好坐在他對面,低頭在本子上畫,等蒙塔古講完一落座,廖公站起來,人家以為他要發言,他把手中剛畫的蒙塔古畫像舉起示眾,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發言,代替了一本正經的表態、爭論。

還有一次,休息期間,蒙塔古來找廖公談問題,廖公先送給他一張他的漫畫像,大肚皮很誇張,相與哈哈大笑,接下來談很嚴肅的話題。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過比蒙塔古矮一頭,小一圈,他就一邊聽對方講,一邊輪番撫摸自己的和對方的肚子,似聽非聽。蒙塔古偶然說漏嘴。用錯一個詞,廖馬上抓住,重複一遍,大笑說:“哈哈!我們的蒙塔古同志竟這樣說!”弄得對方很尷尬,急忙辯解、更正。一忽兒,休息結束,重新開會,廖公向他頑皮地擺擺手,回到座位上。結果一場嚴肅的談話不得要領而罷。蒙塔古是蘇方授意來就與會議有關的某個問題說項,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對。中方既不能同意,又還沒有到公開反對蘇聯的時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中把他給打發了。諸如此類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開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對英、法等西方國家人士,而且是比較熟悉的。對第三世界的代表,態度就不一樣,人家來談,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會玩笑對待之,不論是否能滿足對方要求,總是以誠懇、平等的姿態對待,耐心解釋。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總是趨向于靈活、務實,在總的氣氛向左時,他交代工作時率多強調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說不要顧慮別人說你“右”傾。對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對日工作時,嚴格把日本極右派與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區別開來,依靠幾員“知日派”得力幹將,對日本人做了廣泛的團結工作。

但是在中蘇交惡後的“反修”鬥爭中,對待蘇聯,他是當仁不讓的。我感覺他對蘇聯早有意見,在“牢不可破”時期,我見到過私下流露對蘇聯的微詞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們都不滿意“老大哥”的頤指氣使,而且對有些政策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我聽廖公說過,過去在延安時,“我們”追隨蘇聯的政策,做過不少錯事。例如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蘇聯誣陷為“國際間諜”,驅逐出境後曾想來延安(她第一次訪延安後,曾寫過盛讚延安和中共的文章,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個隱蔽的因由),遭拒絕。她回到美國,當然為主流社會所排斥,而美國左派也追隨莫斯科,不接納她,使她處境十分孤立、極端困難。當時在延安新華社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牽連,也被打成“特務”,中共根據蘇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獄。廖當時是新華社負責人,親自經手辦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國妻子也只好離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時,說自己幹了一樁“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經歷,對於中共與蘇共的歷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開批評蘇聯,他不大需要“轉彎子”。

他儘管開會時總似不大專注,但是在關鍵時刻,反應很快,做決定、下指示都是當機立斷,很少猶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第一次退場以抗議蘇聯代表對民族獨立運動的講話,標誌著中蘇在“和運”中公開決裂,就是他帶的頭。我當時從後面的翻譯箱中望見中國代表團的座位,只見廖公忽然摘下耳機,往桌上一甩,站起來就走,整個代表團連忙跟著都起身走出了會場。這是先斬後奏,“退場”並不在出國前的“預案”之中,不過中蘇爭論已經公開。後來那位蘇聯代表那次講話被當作蘇聯“污蔑民族獨立運動”的例證寫入了中蘇公開論戰的《九評》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體問題的是非,又當別論)。事後他和劉寧一(代表團另一位領導)一起,半開玩笑地告誡中國團員說:“退場可不能輕易退,你們以後可別開會開膩了就退場,好回旅館打橋牌,那可不行!”我體會,這裏進退的掌握,也是一種藝術。

他一生經歷無數驚濤駭浪,聽他閒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講革命經歷、戰鬥故事。只自稱是“國際坐牢專家”:外國的、中國的、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監獄共坐過七次:日本三次,荷蘭一次,國民黨兩次,長征路上做張國燾囚犯一次(後來“文革”期間為周恩來特殊保護軟禁五年,他自稱算“半次”),幾番九死一生。記得他講過在張國燾那裏當囚犯,本屬於被殺之列,是他的畫畫才能救了他,張需要他畫宣傳畫,才暫時留他一命,銬著手銬走長征路。後來周恩來到張國燾那裏,巧妙地把他救了下來。

他在兩個人面前決不敢頑皮,一位是他的母親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對母親照顧備至,執禮甚恭。一位就是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他特別嚴格,真像對晚輩一樣,隨時耳提面命。

有一次為斯特朗祝壽的宴席上(赫魯曉夫為斯特朗平反後,1958年斯特朗來中國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為她舉辦生日宴會,而周總理每次都親自參加),周總理在談話中提到當天從《參考資料》上剛剛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轉身問“小廖”,看過沒有。廖答稱還沒有來得及看。周立即不悅,嚴厲地說,這樣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時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國雜誌?接著轉向經普椿說,以後你注意給他床頭放點正經的材料,把那些雜誌拿走。經普椿說,我管不了這個。周說:你怎麼能不管這個,難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聽著。我覺得周總理對廖特別嚴,正是對他特別信任和看重,愛之深而責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學生,挨批評以後,回頭向別人吐吐舌頭。

還有一位與廖關係非同一般,廖對她絕對尊重的人是宋慶齡。我沒有親見過他們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聽說只有廖是能隨時登門見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後來,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大概廖成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間廖公也被“打倒”批鬥,對宋是一大打擊,據說從此她閉門不見任何人。

廖公的確喜歡廣為閱讀外國報刊書籍,出國時常讓人“弄”些來看。我第一次知道《洛麗塔》這本書,竟是從他與旁人談話中聽到的。那時他們談起來神秘兮兮的,我雖不知內容,但聽得出是禁書。多年以後,此書正式傳入中國,想起剛出版時廖公就已看到,才體會到他是如何“開放”。

“文革”開始以後,我再次見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的第一任妻子)訪華之時。他是海倫點名要見的人之一,安排與她吃了一頓飯。多年不見,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較憔悴。但是一開口說話,神情依舊。海倫見到他第一句話就是:“啊,你還活著,真好!”他哈哈大笑。後來還向別人說,這位夫人有個特別的問候方式,就是“啊,你還沒死”!那次只舊,不談時事,海倫很興奮,話比較多。她見他活著就滿意了,卻沒有問他這幾年的遭遇,這樣,廖也就避免了對“文革”講違心的話(當時對海倫-斯諾的接待方針之一,就是要讓她“理解”“文革”)。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是中美開展學術交流之初,雙方都很重視。那時我國在對外關係中還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條,我自己其實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過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礎,這次有機會在美國獲得感性知識,並比官方派出的人員行動自由一些,接觸面更廣泛,瞭解實情更多一些。不免對中美關係乃至我國整個對外關係有一些新的認識,對我國的慣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過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輕,如果有什麼“建言”,通過正常途徑,是很難衝破層層關卡上達的。我當時能想到的、夠得著的,而又估計能聽得進我的意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