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的新著《不盡之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收錄了作者追憶往事的一些文章。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禮、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斯諾的第一任夫人海倫•斯諾，以及作者在清華園讀書、在胡志明家做客、與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同台演出、1950年代的印度等人與事、地與物，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傳奇人物。關於他的顯赫生平、傑出的貢獻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種傳記和無數文章，還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輪不到我來贅言。只是因為他的諸多職務中，也包括“和平運動”和“亞非團結運動”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幾十年來，我在工作中與他接觸較多，有幸多次隨他出國開會，而且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還見過幾次，所以有一些近距離的體驗。他是我所接觸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豐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稱性情中人。本文所敘只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見廖公約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那時在我工作的圈子裏，不論老少都已稱他為“廖公”（其實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只有周恩來總理稱他為“小廖”。我的印象，他與“道貌岸然”絕對無緣，大多數時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找點題目開玩笑。下級向他彙報工作，他也常常沒正經話，有時拿腔拿調地學著他（她）的口吻說話，而且常給人起綽號，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學著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腔調叫他“梁兄”，從不叫名字。開會時他似乎在筆記本上記錄，實際是在畫人物漫畫，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幾筆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現在動輒說某領導人外語如何如何，實際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過重要談話他還是願意通過翻譯。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輕時以反應快見長，所以我跟著他的時候居多。他對內對外從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詞彙，在爭論時談鋒犀利，沒有虛詞和教條，而又幽默風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歡他。哪一次會議“Mr．Liao”沒有來，他們都會有點失落。

英國“和運”的一位領導人蒙塔古(Ivor Montagu)，是貴族世家蒙塔古之後，又是英共黨員，還曾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主席。他長得人高馬大，肚子尤為突出，與廖公比較熟，也是廖最喜愛畫的對象，側面、正面像都十分傳神。在中蘇分歧已經難以彌合而尚未公開化之時，英共是站在蘇共一邊的，蒙氏常為蘇方做說客。有一次小組會上，蒙塔古站起來發言，滔滔不絕，廖公剛好坐在他對面，低頭在本子上畫，等蒙塔古講完一落座，廖公站起來，人家以為他要發言，他把手中剛畫的蒙塔古畫像舉起示眾，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發言，代替了一本正經的表態、爭論。

還有一次，休息期間，蒙塔古來找廖公談問題，廖公先送給他一張他的漫畫像，大肚皮很誇張，相與哈哈大笑，接下來談很嚴肅的話題。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過比蒙塔古矮一頭，小一圈，他就一邊聽對方講，一邊輪番撫摸自己的和對方的肚子，似聽非聽。蒙塔古偶然說漏嘴。用錯一個詞，廖馬上抓住，重複一遍，大笑說：“哈哈！我們的蒙塔古同志竟這樣說！”弄得對方很尷尬，急忙辯解、更正。一忽兒，休息結束，重新開會，廖公向他頑皮地擺擺手，回到座位上。結果一場嚴肅的談話不得要領而罷。蒙塔古是蘇方授意來就與會議有關的某個問題說項，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對。中方既不能同意，又還沒有到公開反對蘇聯的時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中把他給打發了。諸如此類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開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對英、法等西方國家人士，而且是比較熟悉的。對第三世界的代表，態度就不一樣，人家來談，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會玩笑對待之，不論是否能滿足對方要求，總是以誠懇、平等的姿態對待，耐心解釋。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總是趨向于靈活、務實，在總的氣氛向左時，他交代工作時率多強調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說不要顧慮別人說你“右”傾。對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對日工作時，嚴格把日本極右派與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區別開來，依靠幾員“知日派”得力幹將，對日本人做了廣泛的團結工作。

但是在中蘇交惡後的“反修”鬥爭中，對待蘇聯，他是當仁不讓的。我感覺他對蘇聯早有意見，在“牢不可破”時期，我見到過私下流露對蘇聯的微詞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們都不滿意“老大哥”的頤指氣使，而且對有些政策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我聽廖公說過，過去在延安時，“我們”追隨蘇聯的政策，做過不少錯事。例如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蘇聯誣陷為“國際間諜”，驅逐出境後曾想來延安（她第一次訪延安後，曾寫過盛讚延安和中共的文章，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個隱蔽的因由），遭拒絕。她回到美國，當然為主流社會所排斥，而美國左派也追隨莫斯科，不接納她，使她處境十分孤立、極端困難。當時在延安新華社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牽連，也被打成“特務”，中共根據蘇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獄。廖當時是新華社負責人，親自經手辦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國妻子也只好離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時，說自己幹了一樁“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經歷，對於中共與蘇共的歷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開批評蘇聯，他不大需要“轉彎子”。

他儘管開會時總似不大專注，但是在關鍵時刻，反應很快，做決定、下指示都是當機立斷，很少猶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第一次退場以抗議蘇聯代表對民族獨立運動的講話，標誌著中蘇在“和運”中公開決裂，就是他帶的頭。我當時從後面的翻譯箱中望見中國代表團的座位，只見廖公忽然摘下耳機，往桌上一甩，站起來就走，整個代表團連忙跟著都起身走出了會場。這是先斬後奏，“退場”並不在出國前的“預案”之中，不過中蘇爭論已經公開。後來那位蘇聯代表那次講話被當作蘇聯“污蔑民族獨立運動”的例證寫入了中蘇公開論戰的《九評》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體問題的是非，又當別論）。事後他和劉寧一（代表團另一位領導）一起，半開玩笑地告誡中國團員說：“退場可不能輕易退，你們以後可別開會開膩了就退場，好回旅館打橋牌，那可不行！”我體會，這裏進退的掌握，也是一種藝術。

他一生經歷無數驚濤駭浪，聽他閒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講革命經歷、戰鬥故事。只自稱是“國際坐牢專家”：外國的、中國的、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監獄共坐過七次：日本三次，荷蘭一次，國民黨兩次，長征路上做張國燾囚犯一次（後來“文革”期間為周恩來特殊保護軟禁五年，他自稱算“半次”），幾番九死一生。記得他講過在張國燾那裏當囚犯，本屬於被殺之列，是他的畫畫才能救了他，張需要他畫宣傳畫，才暫時留他一命，銬著手銬走長征路。後來周恩來到張國燾那裏，巧妙地把他救了下來。

他在兩個人面前決不敢頑皮，一位是他的母親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對母親照顧備至，執禮甚恭。一位就是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他特別嚴格，真像對晚輩一樣，隨時耳提面命。

有一次為斯特朗祝壽的宴席上（赫魯曉夫為斯特朗平反後，1958年斯特朗來中國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為她舉辦生日宴會，而周總理每次都親自參加），周總理在談話中提到當天從《參考資料》上剛剛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轉身問“小廖”，看過沒有。廖答稱還沒有來得及看。周立即不悅，嚴厲地說，這樣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時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國雜誌？接著轉向經普椿說，以後你注意給他床頭放點正經的材料，把那些雜誌拿走。經普椿說，我管不了這個。周說：你怎麼能不管這個，難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聽著。我覺得周總理對廖特別嚴，正是對他特別信任和看重，愛之深而責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學生，挨批評以後，回頭向別人吐吐舌頭。

還有一位與廖關係非同一般，廖對她絕對尊重的人是宋慶齡。我沒有親見過他們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聽說只有廖是能隨時登門見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後來，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大概廖成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間廖公也被“打倒”批鬥，對宋是一大打擊，據說從此她閉門不見任何人。

廖公的確喜歡廣為閱讀外國報刊書籍，出國時常讓人“弄”些來看。我第一次知道《洛麗塔》這本書，竟是從他與旁人談話中聽到的。那時他們談起來神秘兮兮的，我雖不知內容，但聽得出是禁書。多年以後，此書正式傳入中國，想起剛出版時廖公就已看到，才體會到他是如何“開放”。

“文革”開始以後，我再次見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的第一任妻子）訪華之時。他是海倫點名要見的人之一，安排與她吃了一頓飯。多年不見，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較憔悴。但是一開口說話，神情依舊。海倫見到他第一句話就是：“啊，你還活著，真好！”他哈哈大笑。後來還向別人說，這位夫人有個特別的問候方式，就是“啊，你還沒死”！那次只舊，不談時事，海倫很興奮，話比較多。她見他活著就滿意了，卻沒有問他這幾年的遭遇，這樣，廖也就避免了對“文革”講違心的話（當時對海倫-斯諾的接待方針之一，就是要讓她“理解”“文革”）。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是中美開展學術交流之初，雙方都很重視。那時我國在對外關係中還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條，我自己其實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過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礎，這次有機會在美國獲得感性知識，並比官方派出的人員行動自由一些，接觸面更廣泛，瞭解實情更多一些。不免對中美關係乃至我國整個對外關係有一些新的認識，對我國的慣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過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輕，如果有什麼“建言”，通過正常途徑，是很難衝破層層關卡上達的。我當時能想到的、夠得著的，而又估計能聽得進我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