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臺灣的“軟實力”

臺灣社會早已習慣“公民社會”的運作模式,並透過這種模式來維權

政治搖擺中的公民社會發展

近年以來,臺灣除了面臨著經濟轉型的陣痛,同時也隨著統獨爭議擺蕩,島內各種難題左支右絀,搞得人心惶惶。外界也一度對臺灣社會表示憂心。然而,臺灣社會堅韌而經得起考驗,證明這完全是人們的多慮。誠然,蔣經國主政時期(1978-1988年)臺灣社會進入急劇變革的階段,到了蔣經國去世以後,李登輝繼位,再之後陳水扁執政,臺灣社會的各種波折動盪,進入幾近野馬脫韁的失序期。但我們寧可相信臺灣正處於形成“公民社會”的前夜。

以臺北為例,一如許多國際發達城市,正處於努力建構“公民社會”的痛苦過程。近年來的臺北,一直是臺灣政治藍綠勢力競逐的焦點火線,亦是統獨矛盾尖銳對峙的突出點,然而,位處社會紛擾的前沿位置,並未阻礙臺北邁向“公民社會”的進程。可以確知的一點是,臺北對社區意識的營造,已經較十幾年前有了長足的進步。許多外地人來過此地之後,也會深深體會到這種微妙的變化。

依據一般的定義,所謂“公民社會”,它既不憑藉以政府為代表的“第一部門”(“公部門”, Public Sector);也不憑藉以企業機構為代表的“第二部門”(“私部門”,Private Sector),而是由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或又稱為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的力量與組織來組成。“公民社會”的特質,主要是在於提升社會的多元利益,並且創造健康的公眾生活。臺灣類似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的組織,存在已有三十餘年歷史。

“公民社會”的模式,和之前內地常見的釘子戶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最牛釘子戶之存在,僅著眼於爭取自己小我的權利。而“公民社會”,非但不是建構在對社會的反抗之上,而且正是建構在對社會的整體關懷與正面肯定之上,更重要的,“公民社會”的目標,是要確保與促進整體社會的公眾利益,並且有利於社會團結之鞏固。

1999年,臺灣發生百年僅見的“大地震”,經過這一震,臺灣各地有不少房屋因之倒塌,同時也震出許多民居大樓原本隱藏不見的危機。我居住的社區原系一處國宅社區。所謂“國宅”,即系政府當局早期為照顧低收入家庭或者軍公教人員眷屬,而由市政府主持興建的平價住宅。

地震過後,我住的國宅社區的居民們在檢視住宅建築安全時,驚覺大家住了十餘年的房子,竟是一批海沙屋。許多樓地板和牆壁,由於海沙比例過高,其品質已近似“蘇打餅乾”,一經碰撞隨即摧枯拉朽。社區的近千居民驚恐之餘,由幾位居民領袖登高一呼,大家透過民意代表向市政府提出申訴,並借著傳播媒體的大幅報導,對當時的市政府(馬英九時代)表達居民要求改建的強烈意圖,形成民意與媒體壓力。最後市政府迫於形勢,不得不與社區代表們進行協商談判,提出住戶可以接受的補償方案,經過不斷折沖,在民意代表的全力斡旋之下,雙方終於獲得共識。

如今,臺灣老百姓已經習慣透過合法的途徑,逼迫公部門必須積極作為,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而傳媒和民意代表基於提高曝光率及收視率的考量,也樂於參與類似的行動。雖然臺灣的“公民社會”仍處於局部建構的雛型階段,距離理想目標還有一段遙遠路途,但自各方面來講,臺灣社會早已習慣“公民社會”的運作模式,並透過這種模式來維權,以及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看法與態度。

城市面貌與公民意識

和三千公里半徑的外圍城市相比(香港、上海、北京、東京乃至馬尼拉),過去十年來的臺北,在硬件設施方面,實在進步有限;除了多了一幢世界最高的101大樓,一條從臺北通往高雄的高速鐵路,以及市區更綿密的捷運系統(地鐵)路網,有形建設實在乏善可陳。但是,如果仔細觀察臺北街頭巷尾人們生活的樣貌,以及細細推敲社區居民思維的方式,人們將會發覺一個從來不曾注意的“軟臺灣”。

在臺北,開車的朋友若是違反了交通規則,警察吹警哨把你攔下來,你搖下車窗,面帶靦腆。一般情況下,警察一點都不趾高氣揚,第一句話:“先生,抱歉,您剛才違規了,請您把駕駛執照和行車執照讓我查驗一下,謝謝您!”光是他的三句“抱歉”、“ 請”、“謝謝”就更加讓人汗顏,你豈敢再抗顏強辯?警察即使合法執行公權力,也適度展現他應有的社會禮儀。這是臺北街頭常見的場景。

十幾二十年前,行走在臺北街頭通常得要“三躲”:一躲車(橫衝直撞的汽、機車)、二躲地上的濃痰與檳榔汁(除了躲人行道地面的痰,還要避開車上和路邊的“飛來橫痰”)、三躲滿地的狗屎(一項統計數字顯示,1997年光是臺北市的流浪狗就有三四十萬隻)。

如今,臺北街頭這“三躲”的情況大幅改善,有些已經幾近絕跡。在車水馬龍的臺北市東區,曾經親見一位行人,走過行人斑馬線時,剛好有一部大巴士準備轉彎,來勢洶洶,似乎不想禮讓過街行人。這名路人硬是站在斑馬線中間,僵持達半分鐘之久。滿街的行人,和一車的乘客,眾目睽睽,大巴士司機無可奈何,只好向路人揮手道歉,讓他優先通過,才解除尷尬場面。如果大巴士運氣不好,隔天就會收到一張違規告發單,破財3600元。

過去遭人詬病的狗屎污染環境問題,之所以能逐步絕跡,也是其來有自。主管單位自十年前展開大規模捕捉流浪狗行動,同時強制為所有狗只植入芯片,納入管理,而且對遛狗的主人施加壓力,嚴禁狗只隨地大便,否則施以重罰。為了監督舉證方便,市府有關部門會拍照存證,並循著芯片追查狗主人,想賴都賴不掉。經過近十年的努力,過去滿街遊蕩拉屎,滿身跳蚤和寄生蟲的流浪犬,如今不復可見。

由於實施罰款,以及老百姓個人修養的提升與衛生習慣的養成,隨地吐痰的人也少了,飛來橫痰的場面,或者亂吐紅色檳榔渣汁的人較諸過去顯著減少。

搭乘臺北的捷運系統(地鐵),是遊客萬分稱便的另一樁美事。臺北捷運系統已經營運了13年,截至今年二月底,已經有三十億人次搭乘。臺北捷運模仿新加坡的地鐵管理原則,嚴格禁止民眾在車站與車廂內飲食。更由於服務品質及效率超高,臺北捷運系統連續三年被國際人士評定為“可靠度世界第一”。

今天,人們只要走進臺北的任何一個捷運站,登上捷運手扶電梯,所有的市民都會自覺地站到手扶電梯的右方,而騰出電梯左側行走空間,讓後方急著趕路的旅客,可以順著電梯,拾階而上。

旅客進入車站月臺後,習慣性地按照地面劃好的等候線,井然有序地排隊等車。不論是旅客擁擠的尖峰時刻,或者旅客稀疏的離峰時段,上車之後,絕大多數的人都懂得空間秩序的觀念──隨時讓出車廂中央的行走空間,方便供人上下車。而且,捷運車廂內的博愛座,是名副其實的博愛座,即使乘客擁擠時,如果博愛座被普通旅客佔用,只要見有老弱婦孺、殘障人士在車上,很少有人敢厚著臉皮霸佔博愛座而不怕挨人白眼。

這些就是臺北捷運族強烈的公民意識。臺北市長郝龍斌最近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臺北市捷運路網大體落成之後,不僅交通改善、環境變好,都市更新也加快,更重要的是還形塑出臺北的“捷運文化”,成為國際學習的典範。郝龍斌說,臺北市民在搭乘捷運的過程當中彼此潛移默化,彼此學習,變成非常有水準的市民。

政府角色轉換

像臺北捷運車站這種以現代化交通設施為民眾服務的模式,已經成為近年隱沒於政治紛亂之中的“軟臺灣”的一部份。然而,“軟臺灣”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所謂的“第一部門”,即政府“公部門”近十幾二十年來經歷的一場“寧靜革命”,以及以企業機構為代表的第二部門,或“私部門”(Private Sector),近年來逐步與全球接軌之後,給政府“公部門”帶來第二波的改革壓力。

十幾二十年前,臺北市民到政府機關辦事,有“兩高一長”:政府單位的櫃檯特別高──幾乎與人的肩膀同高,個子矮的市民,還得踮著腳與櫃檯內的官員溝通。另外的“一高”是承辦官員的氣焰高;“一長”是排隊的隊伍特別長。不論你是去“監理處”換領汽機車駕駛執照、繳違規罰款,去“戶政事務所”辦理戶口手續,乃至到郵局領一封掛號信……。

大約二十年前,政府單位的櫃檯高度放低了,低到只及一般人肚子以下的高度,公務人員接待民眾,也規定一律得笑臉迎人(主管就坐在附近監視辦事人員的工作態度及表情)。民眾等候辦事的大廳,通常擺著好幾隻茶桶,工作人員人手充足的情況下,按規定得倒茶給前往辦事的民眾喝(臺灣稱之為“奉茶”)。雖然現在很多人罵陳水扁,記憶中,臺北市政府所屬單位櫃檯人員的服務態度,在陳水扁時代得到了大幅改善。政府人員成為名副其實的“公僕”。

而公家單位辦事的快速與明確實在,已經和民間機構毫無二致。在民意代表和媒體的監督之下,公務人員絲毫不敢怠慢,否則就是和自己的飯碗過不去。

商業服務升級

三四十年前,臺灣的一些館子或者商店的牆上,常貼著一幅標語“顧客至上,童叟無欺”,那句口號可不比政府機關的政治標語,店家對這張座右銘基本上是奉行到底的。更何況,臺灣畢竟也繼承了日據時代服務業的遺風,顧客永遠有理的風氣沿襲至今。臺北的百貨公司、各行各業,不論店大店小,誰都把顧客當財神爺奉承,“即使店大也不敢欺客”。

現在,“顧客至上,童叟無欺”的標語口號已經完全消失,但餐飲商家的服務水平反而愈見提升。類似美式快餐連鎖店,以及國外各種連鎖餐飲業者的進軍臺灣市場,顛覆了臺灣本土既有的餐飲服務管理模式,也是不容忽視的外在衝擊因素。更重要的,一種源自前述第二部門的同業競爭──不論是打價格戰,或是在大力度強調服務品質方面相互較勁,大凡不把“顧客至上,童叟無欺”當一回事的業者,早已消失在臺北的餐飲事業版圖之外。

臺北市和全臺灣任何地區,無論城鄉,只要在大馬路邊,幾乎隔不了三四百米,就會有一家24小時便利超市營業。這是臺灣人日常生活最稱便利的一個領域。

臺灣超市售賣的產品包括“有形物品”和“無形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