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案中，成功截捕朱諶之的保密局駐舟山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或是兩軍潛伏陣營裏的最大謎題之一。

國民黨稱沈之嶽是早年奉命潛入共產黨埋伏在毛澤東身邊的戴笠手下，赴台後更成為“調查局之父”，被後世評為“藍色007”、“繼戴笠之後的第二代諜王”；但另一說稱，沈之岳根本就是共產黨，且為共產黨在臺灣至死都未被發現的兩大臥底之–—此一說雖無可能有確鑿證據，但沈晚年赴大陸治病被中共高層當貴賓接待，卻是事實。

正如“潛伏”二字，沈之嶽低調潛行的一生令他留給外界的“謎”多過他留下的痕跡。不過，確定的是，他是國民黨隱蔽戰線上不可忽視的一個角色。

被戴笠納入門下

1933年，22歲弱冠之齡的沈之嶽，剛從浙江省臨海回浦中學畢業，進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年輕的沈之岳天生好打不平，初到十裏洋場，見到勞苦大眾受盡帝國主義以及資本家的欺侮，憐憫之心油然而生。

受共党同學耳濡目染，沈之嶽也讀了不少共產主義書籍，開始積極參與支持工人運動。這種進步學生的姿態，加上復旦大學學生的優異背景，使他漸漸取得共產黨組織的好感。經由共產黨友人的引介，沈之嶽進入浦東煤炭公司當工人，憑藉突出的領導魅力，為組織吸收了許多優秀工人。之後，作為罷工運動的帶頭者，沈之嶽被國民黨當局拘捕下獄。

這期間，戴笠從監獄裏秘密借提不少有大學學歷及左傾思想的年輕受刑人，個別接見。戴笠深知工人運動領袖多為左派青年或共產黨員，拉攏左派青年，一則可以“為我所用”，二則可削弱共黨工運力量。

斯時沈之岳雖然同情工人境遇，與左派青年接近，但並未加入共產黨。戴笠見這位小同鄉聰慧敏銳，少年老成，頗生好感，遂幾次與之深談，謂日寇壓境，國難深重，蔣先生有意先安定團結內部，再全面抗戰，建設富強國家，挽救人民於水火。幾經攀談，沈之岳終被戴笠說服，並加入國民黨地下工作者行列，接受戴笠單線秘密領導，戴笠指示沈之嶽加入中共組織，潛伏其間。

經戴笠吸收之後，沈之嶽旋即被釋放出獄，他聽從戴笠指令，不僅繼續積極參與工人運動，更為瞭解中共組織情報，正式加入共產黨，擔任共產黨在上海地區的情報交通（即傳遞情報）任務。

此刻的他，表面上雖然是共產黨員，實際已經成為戴笠手下隱蔽戰線的青年尖兵。

潛伏在毛澤東身邊

1937年春天，西安事變結束後不久，儘管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之協議，國民黨當局對中共顧忌猶深，認定中共仍是心腹大敵，而隱蔽戰線仍為決定雙方勝負之主戰場。戴笠長期觀察沈之嶽，認為他成熟穩重，心細如發，足以承擔重任，命他深入延安，潛伏到共黨組織的心臟搜集情報。

沈之嶽以其在上海從事多年工運的輝煌成績，還坐過國民黨黑牢，加上又有復旦大學肄業的學歷，自修馬列主義書刊、《共產主義ABC》，堪稱標準進步青年。因此在他向組織申請進入延安，希望能到革命聖地“抗日軍政大學”（原名紅軍大學）學習後，很快得到批准，中共中央分別以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名義，給沈之嶽寫了兩封介紹信，要他儘快到西安，憑介紹信會見葉劍英，讓葉想辦法送他到延安。

沈之嶽日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當他收到介紹信時，心裏十分納悶，西安明明是東北軍、西北軍剿共總部的所在地，葉劍英怎麼這麼大膽，在這虎穴會見他？等沈之岳到了西安，他才知道楊虎城部已和中共合作無間，把國民黨政府撥給西北軍的物資和糧食，供給延安使用。

到了延安，沈之嶽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就讀，他精明幹練，成績優異，深為學校幹部欣賞。

延安當局心裏有數，來自祖國大江南北的進步青年裏邊，肯定混雜了不少國民黨特務。除了嚴密甄別考核，教員常以突襲手法，想從抗大學生中揪出特務。某日，某教員拖著沉重的湖南鄉音，正在課堂上對學生講課，冷不防舉起手來，指著後排同學吼叫：“你看，你看，那個國民黨派來的特務！”膽小的同學立刻嚇得臉色大變。派在學生群中的工作人員，便把面露驚恐的人的名字記下來。因此常常發生一同上炕睡覺的人到天明就不見去向的事件。而在這類情況下，沈之岳從來都是面不改色，鎮定自若。

沈之岳利用抗大同學關係，與共黨中央要員建立了不錯的交情，趁機也介紹了不少同志進入中共各個訓練機構受訓，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機密情報。

由於在抗大表現優異，沈之嶽畢業後被毛澤東拔擢為秘書人員之一，遂開始默默開展他的潛伏工作。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發佈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嶽獲悉的重要情報，都被秘密傳遞到重慶。例如抗戰初期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一分抗日，二分應付國民黨，七分壯大自己”並指示共軍以晉、陝、皖為根據地，逐步朝華北、華中等地推進，全力發展組織，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俟機以大吃小，解決國民黨軍隊。這項情報，便由沈之岳傳遞給戴笠，轉報蔣介石。

沈之嶽日後接受臺灣傳媒訪問，記者詢問沈之岳，延安距離重慶何止千里，共黨組織如此嚴密，要怎樣傳遞情報呢？沈之嶽說，一位老頭經常在延安城裏攜帶一隻缺嘴茶壺賣油茶，正是他負責情報交通。

更傳奇的是，1960年代，偶見港臺兩地若干雜誌媒體報道沈之岳與江青浪漫情事，如《新聞文摘》直接點名沈之岳與江青曾經是一對愛侶。日後沈正式接受記者訪問時，不諱言早年曾和江青交朋友的往事，他並稱，利用敵方人員來掩護我方情報活動，是隱蔽戰線最高妙之處。而二人之相識是因為江青在1934年曾被國民黨當局拘捕入獄，而沈之嶽也因從事工人運動稍早入獄，與江青有“同窗之誼”。

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局”刊行的《戴雨農(戴笠)先生全集》之後披露，沈之嶽獲悉之中共中央決策性情報甚多，經戴先生轉報最高當局。沈之嶽長期潛伏在共區，共產黨非但沒有懷疑他，更對他信任有加。

皖南“立功”

1938年元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中共方面分派幹部到各地從事收編工作，沈之嶽被分派到第三支隊。

在新四軍內，副軍長項英曾經多次對沈之嶽說，要多注意國民黨特務趁虛而入，混進我們革命隊伍裏。沈之嶽說：“我們組織這麼嚴密，國民黨特務別說進不來，就算進來了，也起不了作用。”項英聽後開懷大笑，連聲說：“你這話很對！你這話很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軍長葉挺被國民黨扣押，項英遇害，新四軍番號被取消。對此事，《戴雨農先生全集》也提及：“民國三十年一月，新四軍抗不遵令北調……其所以不能如其它地區的無往不利，而遭致失敗，使他們的軍長被捕，番號被撤銷；就是因為共黨軍事密謀外泄於國民黨的緣故，也正是沈之嶽預先佈置在新四軍內部的秘密組織所發生的作用。”正因為沈之嶽傳遞了許多關於新四軍的情報回重慶，該軍的情況完全被國民黨當局全盤掌握。

沈之嶽傳遞毛澤東的指示以及新四軍動態等情報的功績，成為他日後得以在國民黨特務組織步步高升的第一張籌碼。

沈之嶽何時結束其潛伏歲月？據他在1983年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某次，他推薦的敵後工作同志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返回重慶。沈之岳脫離共區回到重慶後，蔣介石立刻召見了他，嘉勉有加，時為1941年冬天。戴笠任命沈之嶽為軍統局科長。

“一事二主，兩邊無傷”？

回顧沈之嶽從1933年被戴笠說服成為國民黨地下工作者、打入中共駐上海組織，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慶，深入中共組織及中央核心歷時9年。

曾與沈之嶽有共事經驗的張愛萍，對沈之嶽有過如下評述：“沈之岳9年共產黨員資歷當中，7年是模範黨員。他個性跟周總理很像，內斂、溫柔而含蓄。”

1994年2月24日，沈之嶽病逝臺北，臺北《中央日報》刊載的追悼文章稱：“傳出中共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對沈之岳先生的評語是‘智勇雙全，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邊無傷’……”正是這“一事二主，兩邊無傷”，給外界留下無盡的猜想空間，但即使是再怎麼靠近沈的人都不可能從沈嘴裏聽到半句解釋。

1949年3月解放軍開始渡江，大批國民黨軍撤往舟山，這時，沈之嶽的新職為保密局“蘇浙情報站”站長。他做夢都沒有想到，在舟山站的這一年的任職過程，是畢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轉折點。

1950年3月，保密局破獲了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共諜案。蔡供出中共華東局指派的地下党女黨員朱諶之。朱攜帶包括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在內的重要軍事情報跑往舟山後，準備俟機搭船，前往上海。

臺北的保密局密電舟山的沈之嶽，命令他務必逮到朱女，否則中共大軍很可能會利用朱女傳遞的情報登陸臺灣。舟山島固然不過470多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可國民黨撤退初期，包括軍隊和老百姓，總共有四五十萬人之眾，要在茫茫人海之中找一個女人，無異于大海撈針。心細如發的沈之嶽，發揮與時間賽跑的精神，在十分危急的情勢下，地毯式過濾舟山島上四五十萬軍民，終於找出朱諶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後，沈之岳以老共產黨員的資格委婉開導朱女，她終於供出和吳石一起竊取情報的全盤經過，吳石共諜案隨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蔣介石父子由此對沈印象深刻。

“調查局之父”

沈立功之時，正值蔣經國預備大力整頓特務系統的節骨眼。1950年5月，蔣介石任命沈之岳為“總統府資料組”石牌訓練班副主任，主要任務是協助“總統府資料組”主任蔣經國，辦理培養特務幹部的石牌訓練班。這也是沈之岳與蔣經國關係愈趨緊密的時刻。

日後沈之岳任大陳防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時，大陳島生活條件艱困，蔣經國每次巡視大陳，沈之嶽總把床鋪讓給蔣經國，自己打地鋪睡。之後4年多時間裏，蔣經國到過大陳不計其數，他與沈之嶽朝夕相處，漸漸感情深厚，沈之岳也成為不折不扣的“太子系”人馬。

1958年春，沈之嶽奉命回臺灣接任調查局副局長，並于1964年升任調查局局長。

正是因此一役，沈之嶽獲臺灣“調查局之父”之稱。在他14年局長任期中，他為“國軍”培養了1400多名大學以上學歷的青年生力軍，其中碩士以上占了80多位。調查局經過沈